《马克思传》：法兰克福议会在革命危机中表决通过停战协定

在革命的火热日子里，革命家的活动当然是纷繁忙乱的。马克思作为《新莱茵报》的主编，要统管报纸的全局，要处理大量实际的事务，但他仍然参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组织，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他的活动日程总是满满的，像风车一样忙碌。

不久，燕妮也来了。马克思在报纸编辑部附近安了家。他的家里也总是热闹和忙乱的，同事们、战友们经常到这里来，谈事情，甚至在这里吃住。燕妮整天忙着接待这些客人。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分散在各地参加运动，无法同他们一一保持密切联系。因此，《新莱茵报》事实上起到了向盟员们指明政治运动方向和指派任务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要充分利用合法活动的条件，广泛地参加各种群众活动和组织，以促进资产阶级革命。他除了参加工人联合会外，还参加了科隆的民主协会，并成为科隆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工人和业主联合会三个组织的总委员会委员。

《新莱茵报》编辑部所在地：科隆下制帽人街17号

但是，马克思一直受到普鲁士警察机关的“照顾”。他刚回到科隆就向当地市政委员会申请居住权，并很顺利地得到了这项权利。同时，他也申请重新加入德国国籍，但随着反动势力逐渐复苏，当局认为应该拒绝马克思的申请。8月3日，警察厅长盖格尔书面通知马克思说：

王国区行政机关鉴于您过去的情况，认为对您不能行使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5条所规定的批准外国人加入普鲁士国籍的权利。因此，您今后仍然应当算作外国人。

马克思气愤地给内政大臣写信，要求取消这项无理决定，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科隆民主协会全体会议也通过了一项抗议书，要求政府撤销拒绝授予马克思公民权的决定。但这些举动都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马克思只好继续在科隆当“外国人”。而且，随着《新莱茵报》愈来愈被官方看作眼中钉，他们对马克思的监视也愈来愈严密，并开始接二连三地传讯他了。

7月6日，法院侦察员借口说《新莱茵报》在一篇文章中侮辱了宪兵和检察长茨魏费尔，传讯了马克思和报纸发行负责人科尔夫。随后，预审推事、检察员和警察们又到报纸编辑部去搜查了一番。

7月22日，马克思又一次被传讯，当局的目的还是要查出究竟谁写了那篇“侮辱”文章。随后，法院又不断地传讯报纸的编辑、发行人和排字工。当局一心想找到证据，以便名正言顺地收拾这份大逆不道的报纸，连同它的主编一起。

在这些威胁面前，马克思运用上了法学知识，他援引刑法典驳倒了对他的指控，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政治迫害而已。同时他还提请读者注意，在科隆、杜塞尔多夫、科布伦茨等地都发生了同样的审判案，这表明反动派已在进行有预谋的大规模迫害行动了。

1848年9月，一场新的危机来临了。当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正在召开，传来了普鲁士政府与丹麦缔结停战协定，中止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归属问题同丹麦进行的战争的消息。这场战争是得到德国群众广泛支持的，政府之所以急于停战，一方面是屈从于英、俄的压力，同时也是由于它想把军队从前方抽回来对付人民。(www.xing528.com)

民众被激怒了，强烈反对这个停战协定。软弱的国民议会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怒呼声中暂时鼓起了勇气，表示抵制这项协定。当时有大批群众涌向法兰克福，拿起武器，准备一场新的革命。

与此同时，柏林也发生了冲突，起因是政府想把军队抽回柏林郊区来压制革命力量。针对这种情况，柏林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提议，要求陆军大臣警告军官们放弃反动意图，否则便应使他们退役。陆军大臣拒绝了这项提案。旧的内阁垮台了，普富尔的反动内阁组成了。

在这场尖锐的危机面前，《新莱茵报》向人民大声疾呼，希望由人民来保卫革命的成果。同时，报纸不只用言论而且也用行动在组织人民的运动。9月13日，《新莱茵报》、科隆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召集了大规模群众集会，会上选举了由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德朗克、沙佩尔、莫尔等人都加入了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恩格斯的提议，致书柏林议会，要求议员们履行职责，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但《新莱茵报》对议会的一贯怯懦退让习惯是很了解的，所以对它一点都不抱幻想。果然，9月16日，法兰克福议会“在混乱和黑暗中”表决，批准了停战协定。

消息传出，愤怒的民众感到自己的荣誉被国民议会出卖了，他们到处举起武器，用行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但反动派一边太强大了，法兰克福的起义很快被平息下去，其他地方零星的暴动也全都于大局无补。此时在科隆，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新莱茵报》在群众集会上发布宣言，宣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们“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该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8]，同时对法兰克福起义的战士则给予高度称誉，并号召向起义者及其家属捐款。

这个行动激起了反动派对《新莱茵报》的更大仇恨。科隆宣布戒严，形势变得像一颗马上要引爆的炸弹，紧张异常。逮捕开始了，沙佩尔等人先后被捕，集会和其他任何工人、民主组织的活动都被禁止，《新莱茵报》被迫停刊。参加了集会的编辑们——恩格斯、德朗克、沃尔弗等——不得不离开此地，逃亡国外。

这时候，沉重的压力加在马克思一个人身上。他要应付当局对报纸的迫害，要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下勉强支撑这份报纸。由于股东们已几乎全都退出，报纸已没有财力，马克思便拿出了父亲的遗产顶上去。后来人们知道，《新莱茵报》耗尽了他的个人财产，这笔数字达到7000塔勒之巨。

直到10月12日，《新莱茵报》才得以复刊，主编卡尔·马克思感谢人们对报纸的援助并告知：复刊之后的报纸，“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不久前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委会”^[9]。

弗莱里格拉特是蜚声国内外的诗人。他曾经是得到国王青睐的、被当年的《莱茵报》嘲讽过的颓废诗人，但为人正直的他很快看清了国王和贵族的反动，义无反顾地投向了革命。他是一个本能的革命者，不是靠理论思考而是靠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热爱而行动的。他用自己奔放的诗句歌颂革命，揭露反动派的凶残无能。他的加盟壮大了《新莱茵报》的阵容，同时，他与马克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后来马克思流亡伦敦的艰难岁月中。

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