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4月马克思同他的战友们一起回到德国时，正值革命达到高潮。
当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像春雷一样响彻西欧时，德意志各邦的进步力量激动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准备以革命响应法国人民的召唤，从贵族、诸侯和国王那里夺得自由与民主。反动势力惊慌失措，只好连连让步。巴登、巴伐利亚等邦率先发生了革命，然后，这股汹涌激荡的洪流涌到了柏林。3月18日，国王威廉四世不得不下诏许诺出版自由、制定宪法、撤走军队等等，但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却仍然驻扎在王宫院内。当群众汇集到王宫前举行集会时，军队按国王的旨意开枪镇压。顷刻间，人民的怒火像炸药一样爆发了，愤怒的口号声震动了全城，街垒筑起了，武器拿出来了，战斗打响了，柏林革命开始了。
柏林1848年3月的街垒战
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涛，国王无奈，只好暂敛爪牙，以退为进，把自己的恐惧和仇恨深深埋藏起来，假惺惺地宣誓效忠革命，任命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并在柏林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议会。
同时，在席卷全德的革命中，全德国民议会（预备会议）于3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5月，又召开了正式的国民议会。
但是，自由资产阶级却被下层群众的革命情绪吓倒了，他们害怕动乱、危机和激烈的战斗，他们宁愿要平稳的秩序，以便能以缓和的方式去实行自由主义的改良。因此，当他们被事变推上浪头时，他们想的却是怎样同诸侯和国王妥协。他们热衷于通过议会去讨论改革，对革命则表示深深的厌恶。
马克思一行先到美因茨，停留了几天，同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讨论组织工人联合会的计划。随后，他们到达科隆。这座城市是莱茵省的中心，是经济和思想观念都很先进的地区，出版、言论都远比柏林自由，是一个适于革命者活动的地方。
科隆市区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计划在这里创办一份大型报刊，站在无产者一翼来宣传革命主张，团结工人阶级，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马克思这个计划是他还在巴黎时就已经酝酿了。为了标明新报纸同当年著名的《莱茵报》的承继关系，把它定名为“新莱茵报”，又为了表示它同时也代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利益，加上了副标题：“民主派机关报”。
报纸的资金是个很棘手的问题。马克思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寻求支持，设法集股，为此分头跑了许多城市，但进展不畅。如此艰难的原因是，这些激进的革命家们让有钱的人们害怕，他们不愿意当这份革命报纸的股东。例如十分长于实际活动的恩格斯为筹资而跑了他的家乡巴门、爱北斐特和其他不少地方，结果却收效甚微！他失望地给在科隆的马克思写信说，他与之打交道的资产者们“都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作煽惑人心……”[1]。
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新莱茵报》一开始在财力上就是薄弱的。马克思到处给友人们写信，请他们为报纸撰稿，帮助推销报纸。
经过一番紧张筹备，尽管困难依然不少，但《新莱茵报》终于在1848年5月31日晚出了创刊号，注明日期是“1848年6月1日”。
马克思是众望所归的总编，他当时30岁不到，已被同事们戏称为“马克思老爹”了。他有深邃的理论头脑，又有丰富的办报经验，他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处处让人产生敬意。
编辑名单按创刊号的声明是：
《新莱茵报》创刊号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
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人物，又都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而且大家志向一致，齐心协力，密切合作。其中恩格斯更是高出一头，他在理论方面仅次于马克思，在文思敏捷、笔头灵活方面比马克思甚至毫不逊色。他性格爽朗活跃，热情洋溢。每当马克思因事外出，他就承担起代理总编的职务，他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维尔特是出色的诗人，他的诗句辛辣俏皮，把普鲁士容克挖苦讽刺得入木三分。威廉·沃尔弗是天才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和演说都大受民众欢迎。其他人也都是有能力、有经验的多面手。
《新莱茵报》一开始就用尖锐的文字来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的软弱和摇摆不定。
我们前面提到过，在《新莱茵报》创刊前不久，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了。参加的好几百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法官、律师、检察官、作家、教授、官吏、商人等等，却绝无一个工人。国民议会给自己规定的“神圣任务”是“为德国、为整个德意志制定一部宪法”。为了这个，议员们在旷日持久的会议中提方案，做辩论，定规则，费尽心力，为种种有用的和无用的东西争得不可开交，憧憬着只要能由他们搞出一部完美无缺的宪法，民主繁荣便指日可待了。他们哪里懂得，反动势力可没有这样天真，它正利用国民议会在那里大发空洞议论的时机，重新聚集力量，一俟机会到来，就要立即动用军队去恢复先前的秩序。(www.xing528.com)
马克思
恩格斯
威廉·沃尔弗
毕尔格尔斯
德朗克
维尔特
《新莱茵报》编委会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德朗克、维尔特
《新莱茵报》持坚决的革命立场，主张依靠人民的起义把革命推进到“攻下巴士底狱”。这样，它就势必对一味空谈美妙词句、全然蔑视人民的国民议会报以尖刻嘲笑。报纸创刊号上刊登的恩格斯的文章，活脱脱地描绘出国民议会成员们的一副慵怠相。在恩格斯的笔下，日复一日，议员们除了提出“无数的建议”然后“回家吃饭”外，简直是一事无成！
《新莱茵报》大力主张要坚决行动起来，决不要坐等议员们的清谈。新制度的最终确立决不能依靠颁布法令，而是只能在斗争中实现。《新莱茵报》面对反动势力正在重新抬头的现实，大声疾呼：“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像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指向议事日程，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2]
确实，只要碰到了刺刀，一切“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就都变得一文不值了。法兰克福议会辛辛苦苦讨论的结果是，选了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摄政，由他组织帝国政府。但这只不过更有利于各邦政府恢复自己的势力。议员们为制定宪法绞尽脑汁：什么是德意志人的基本权利呢？是应当要君主立宪制呢，还是要共和制呢？是要一个大德意志邦联呢，还是要一个小德意志联邦呢……最后，他们在自己想要的东西里头一件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国王和反动势力的侮辱和报复。1849年3月28日，国民议会在马拉松式的长久讨论后通过了小德意志方案，选举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但国王的反应是，轻蔑地拒绝这顶皇冠，因为他认为，“霍亨索伦王族可以接受的皇冠并不是由枪弹轰击而成革命种子的大会所制成的那顶”。反动势力可不跟你讨论权利和义务，它在恢复了元气后，便调动军队卷土重来，“清谈馆”国民议会终于被解散了，得到了一个不是悲剧的悲剧性结局。
《新莱茵报》对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批评也毫不留情。它把这个会议不客气地叫作“妥协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以“妥协会议”为题的文章加以嘲讽。这个会议完全是靠人民起义才冒出来的，它却把人民扔在一边，低三下四地去“同国王协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把柏林国民议会“妥协辩论”的可笑的怯懦，描写得淋漓尽致。
《新莱茵报》对大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批评得更加厉害。柏林三月革命后，进入内阁掌权的是大资产阶级，它并不想把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进行下去，而是马上就按自己的阶级私利办事：它力图在保守反动的势力和群情激奋的革命人民之间踩钢丝，靠维持旧制度的做法换得一点改革，同时尽一切力量抑制下层人民的革命要求。这是一点都不难理解的：大资产阶级明白，无产阶级和广大下层劳动者对它的威胁，比专制势力对它更可怕，因而它宁择“同反动派订立攻守同盟”的策略，也不愿让人民起来革命。
根据上述认识，《新莱茵报》在一系列文章里对以康普豪森-汉泽曼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作了尖锐抨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称作“王朝之盾”，因为康普豪森自己表白他们“像盾牌一样护卫着王朝，承受了一切危险和攻击”，这就是说，这届“革命”内阁公开承认它要保护反动统治，防止革命进一步扩大；还不止如此，该内阁甚至还否认自己的产生和革命有任何联系，可以说，它做的一切事情都在使反动力量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新莱茵报》指出，大资产阶级内阁的这种反动政策，到头来是帮助反动势力重新巩固统治，而它自己到那时也必将被反动势力当成用完了的工具一起抛掉。《新莱茵报》给康普豪森内阁下了这样一个鉴定：
为了给大资产阶级效劳，康普豪森内阁必须竭力用欺骗的手段来消灭革命的民主成果；在同民主派的斗争中，它必须同贵族政党结成联盟，并成为这个政党的反革命野心的工具。贵族政党充分壮大了，于是就抛弃了自己的保护者。康普豪森先生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3]
1848年6月巴黎圣安东郊区的战斗（德尚作）
正当《新莱茵报》在德国抨击资产阶级的政策时，法国巴黎发生了六月起义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了反对二月革命后的政府对工人的迫害，巴黎工人从6月23日起举行起义。经过四天血战，他们被优势的军队所压倒，成千上万人被屠戮。
《新莱茵报》密切关注着巴黎的事件，恩格斯用一组文章逐日报道了起义的进程，并对起义作了分析。恩格斯一开始就断定，“起义是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性质的”[4]，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5]。他以愤怒的心情谴责了资产者对起义的镇压。紧跟着，马克思写下了《六月革命》一文，用凌厉的笔锋揭露了资产者的狂暴，他指出，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那些战胜者。因为一切关于博爱、平等的空话和幻想从此都破灭了，阶级合作是不可能了，法兰西民族已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文章以庄严的语言赞颂起义者的业绩，宣布：“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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