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中央委员会迁至巴黎

《共产党宣言》像是预告风暴的海燕，它发表时，欧洲革命正好爆发。

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是扫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君主贵族统治，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开辟道路。革命首先爆发于政治斗争的中心巴黎。短短两三天里，君主垮台了，共和国建立起来。革命马上又从巴黎转向维也纳，从维也纳转到柏林、米兰……到处都在发生战斗。1848年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年”，也是专制君主和贵族们的“倒霉年”。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做什么？

依照《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当资产阶级还在以革命反对专制君主制度时，共产主义者应该参加进去，同资产阶级一起打倒专制主义势力，以便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民主获得发展的条件下准备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1848年革命期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们正是以这个思想为指导，成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的。

在布鲁塞尔，空气也愈来愈紧张了。政府为了防备革命（它完全可能像风暴一样，说到就到）到来，紧急地调动军队和警察；而人民这一边也在酝酿起义。民主协会决定将市民和工人们武装起来。情绪激昂的马克思把刚得到的父亲的遗产大笔大笔拿出来用于购买武器，革命的盛况使这个革命家兴奋异常，他尤其渴望尽快去巴黎，因为那里是革命的中心。

他向刚刚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原来政府对他的驱逐令，允许他重返法国。

临时政府方面充满敬意的回信很快就来了：

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敞开着大门。法国政府的每一代表都应当以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的职责。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临时政府委员斐迪南·弗洛孔

临时政府委员弗洛孔写给马克思的邀请信

这封写于1848年3月1日的邀请信来得太是时候了。信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正好接到比利时政府的驱逐令，给他的期限是24小时。政府这时正在派军队驱散布鲁塞尔的人民集会，警察在搜捕外国政治流亡者，对于马克思这个危险人物，当然不能让他再待下去。

时间紧迫。在此以前，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鉴于革命在欧洲大陆的发展，决定放弃权力，将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移到布鲁塞尔。而布鲁塞尔区委会刚一承担起新的中央委员会的责任，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问题。当晚，在马克思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目前形势下，布鲁塞尔的同盟领导人员不是被捕就是被逐，而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因此决定：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授权马克思暂时独自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并在适当时候在巴黎选择人员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短短时间里，中央委员会两次易地。中央委员会跟着马克思移向巴黎。

最后24小时警察也没让他安然度过。会刚开完，两名警察闯进来，马克思被带走了，罪名是他的身份证有问题。他随即被押到市政厅监狱，“同一个狂暴的疯子关在一个牢房里”——恩格斯在报刊上揭露这桩丑行时写道。

接着是迫害他的妻子。燕妮后来追忆了当时的经历：

……我惊慌地随着跑出去，找有势力的人打听这是怎么一回事。黑夜里我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突然，一个巡警抓住我，把我逮捕起来，关进黑暗的监狱。这个地方是专门拘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孤苦伶仃的流浪汉和陷入不幸深渊的女人的。我被推进黑暗的牢房。我一边啜泣，一边走进去，那里，一个不幸的难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这是很硬的木板床。我就倒在这张床板上。早晨天刚亮，我看到对面窗户的铁栅栏后面有一张苍白的愁苦的脸。我靠近窗户一看，原来是我们亲爱的老朋友日果。他看见我就做手势，指着下面的房子。我随手看去，发现了正在被武装押送着的卡尔。大约过了一小时，我被带到审判官那里。经过两小时的审问（审问时，他们从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宪兵把我带上马车，傍晚我回到我的三个可怜的小孩身边。^[27]

马克思在被关了18个小时后获释，他和他的全家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们匆匆收拾行李，带不走的暂时留给别人保管。在一个阴冷的日子，他们离开了住了三年的布鲁塞尔。

顺便说一下，由于警察的暴行引起了各界公愤，报纸上登出了尖锐的抗议文章，政府不得不把有关官吏撤了职。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342-34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页。

[3] 《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重排本，第144页。(www.xing528.com)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56、5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7] 同上，第8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0页。

[9] 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原名卡斯巴尔·施米特，“青年黑格尔派”人物，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著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3卷，第390页。

[12]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日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进行了大屠杀。

[13]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给安年柯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页。

[15] 同上，第109页。

[16] 同上。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

[18] 同上，第14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0页。

[20] 这个孩子的出生年份在以往的许多马克思传记中都是不确定的，此处的出生日期取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纪念馆1994年刊印的导读手册Karl Marx and His Contemporaries，第24页。

[21]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回忆，见《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22]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纪念版，第56页。

[23] 同上，第59页。

[24]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纪念版，第62页。

[25] 前些年一些人提出，“消灭私有制”是中文的误译，他们要求把“消灭”改译成“扬弃”。理由是：德文的“Aufhebung”一词除了“消灭”以外，还有“扬弃”等意思。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在词语和事实层面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就词意来说，Aufhebung在这里只能理解为“消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消灭私有制”，这也应当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张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可能消灭私有制。应当从这个方法论的高度去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而不是在翻译上做兜圈子的游戏。

[26]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纪念版，第77页。

[27] 《动荡生活简记》，《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