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编辑，必须处理大量复杂的实际事务。这位24岁的年轻人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报纸首脑，他把高深的理论素养、政治的敏锐性、新闻记者的灵活性、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外交能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接过编辑一职后，马克思除了关注现实问题外，还面临着一场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论战。
当时，在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各种关于未来社会理想的空想主义著作已经流行开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给《莱茵报》投稿的“青年黑格尔派”人物中，有些人也在谈论“无产者”等级的问题。于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保守报纸——奥格斯堡《总汇报》，借这些材料指责《莱茵报》“贩卖共产主义”。
马克思这时对共产主义问题了解还不多，而“青年黑格尔派”中有些人的共产主义空谈在他看来又是浅薄之至的。他自认还不足以对这个问题多发议论。但是，对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恶意攻击，他却必须起来予以回击。于是他指出，《总汇报》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共产主义问题正在成为法、英两国人民的重大问题，谁要想批判共产主义，首先就必须深入研究它。马克思认为，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不现实的，在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莱茵报》并不赞成这样的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也承认，自己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了解还是很少的，很有必要对各种流行的社会主义著作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知道，对自己还不够熟悉的现象决不轻易妄谈，而是要认真地去研究它、把握它，这正是马克思的习惯。
这一事件促使马克思不久就开始系统地研究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他很快就熟悉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献，深入掌握了它们的思想。这对于他后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准备。
与此同时，马克思为了办好《莱茵报》，还得对付自己先前朋友中激进的空谈家。
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们，如布鲁诺·鲍威尔等，都曾是与马克思合作的朋友，但这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愈来愈脱离实际，沉溺在激进空谈里。他们结成一个小团体，称作“自由人”，除了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之外，还经常给《莱茵报》寄来些抽象玄虚的文章。这些文章激进而空洞，充满哲学议论，缺少实际内容，引不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倒是会惹起官方书报检查官的注意。马克思作为报纸编辑，不同意这些人的这类浅薄做法，尤其不同意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埃德加·鲍威尔等人的共产主义空谈，因此他经常退掉那些人的文章，并建议他们少发点不着边际的空论，多讲点明确的意见，多注意点现实。这些劝告并不符合柏林“自由人”的口味，反而使他们很不满。他们接二连三地向马克思提出抗议，要求马克思把《莱茵报》办成以“最极端方式”说话的报纸。当这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便开始骂马克思为“保守派”了。但是，马克思不为所动，他深信，为了维持《莱茵报》这块反对专制制度的阵地，是不能照顾少数文人的情绪的。为此，他同“自由人”团体终于决裂了。
1842年10月16日的《莱茵报》。上面载有马克思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
马克思的一大部分精力，还得用来对付政府的书报检查官。
《莱茵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叛逆”倾向愈来愈明显，它那些火一样的揭露政府罪行的文章和报道，让进步的人们和贫苦人民称快。报纸的影响在迅速扩大。马克思刚接过编辑职务时，《莱茵报》才只有885个订户，一个月过去了，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1820个，两个月后，订户增加到了3400个！《莱茵报》的影响已经不限于莱茵省，而是扩大到了全德，甚至传到了国外。
政府觉得不妙了。总督冯·沙培尔急吼吼地向柏林方面报告说，《莱茵报》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敌视政府了”。官方开始对《莱茵报》施压，要它改变办报方向，放弃敌意，对政府表示出恭顺。书报检查官们对这份报纸也越盯越紧。于是，编辑马克思和书报检查官们之间的一场智力竞赛开始了。
第一个书报检查官是多里沙尔。每天出报纸前，报社必须把清样送给他审查，让他去吹毛求疵，删砍削刮。为了保证不让他把要刊登的文章拉下来或删得不成样子，马克思使用各种办法跟他周旋，有时候用拖延，有时候用争论，有时候也用恶作剧式的手段捉弄他。无知又无能的多里沙尔不是马克思的对手，根本挡不住《莱茵报》发表“危险的”文章。很快，他的工作就让官方不满意了。总督沙培尔向上司报告，请求用另一个有能力的人把多里沙尔换下来。于是，一个新的检查官被派来了。这位名叫维塔乌斯的检查官也没能完成任务，同样在马克思的“狡诈”策略面前打了败仗。最后，第三个书报检查官，来自柏林的内阁秘书圣保尔接替了他。此人在柏林的时候跟“自由人”有密切来往，对黑格尔的哲学很熟悉。他来到科隆后，很快就发现，马克思是报纸的“理论中心”，也是他难以对付的劲敌。圣保尔虽然卖力地给政府效劳，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过人才能。他用尽了气力，还是制服不了马克思！
政府眼看既制止不了《莱茵报》的影响，又改变不了它的方向，便拿出了最后的撒手锏。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为了照顾一下股东们的利益，政府允许报纸在查封日期3月31日以前照常出版。在这段时间里，报纸要受到双重检查，除了书报检查官外，现在又加上了行政区长官的审查。
《莱茵报》被宣判了死刑，只待执行了。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规模很大的抗议请愿浪潮，《莱茵报》的订户反而大增。
1月30日，民众在科隆举行了集会，通过了一份致国王的请愿书，要求取消查封《莱茵报》的命令，千余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字。
其他许多地方也纷纷向柏林寄去类似的请愿书，从巴门，从杜塞尔多夫，从维塞尔，从特里尔……请愿者里有知识界人士，也有农村和城市的居民。
但所有这些，都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所有请求一概被拒绝。
《莱茵报》的股东们恐慌了，他们来向报纸编辑部施压，主张向政府恳求，表示悔过，以便保住报纸。此时的马克思除了要面对政府的迫害，还要承受来自身后的压力。这位年轻的编辑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
马克思尽力想办法挽救报纸。在报纸股东们给国王的请愿书上，他也签了字。但他决不能容许在自己手里放弃报纸的根本方向。面对着各种压力，他决定由自己来承担全部责任，以便如果可能的话，用自己的退出来保住报纸。(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的努力之下，《曼海姆晚报》在1843年2月2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马克思写成领导整个《莱茵报》走向“叛逆”方向的“恶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政府对报纸的怒气都吸引到马克思一人身上。这正是马克思一手策划的。但那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马克思才能的钦佩。文章称马克思具有“敏锐而果敢的才智，真正非凡的辩证法”，显示出“高度的精神优势……能把辩论从事实引向一般理论原则，从而把所讨论的事实阐述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贬斥，不如说是赞扬！
当马克思在整个社会公众面前独力担起全部“罪责”之后，他在1843年3月18日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
《莱茵报》1843年3月18日刊登的马克思的辞职声明
马克思走了。很久以来被这个人弄得不得安宁的官方如释重负。书报检查官圣保尔高兴地向上司报告说：“整个报纸的精神领导者马克思博士昨天终于离开了编辑部。”官方似乎可以松一口气，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马克思走了，但他不可能停止斗争。下一步，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战斗呢？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735-7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12页。
[4]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5] 同上，第30、3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110、111页。黑体字是原书就有的，下同。
[8] 同上，第113页。
[9] 以上引文均出自《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67页。
[11] 同上，第28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36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