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参与的新计划：捍卫新闻出版自由

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马克思立即动身回特里尔。一到家，他就去看望朝思暮想的燕妮和她的父亲，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献给这位“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马克思这时准备在波恩大学任教，全心全意投身于学术事业。他的个人前途看来是光明的，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和心爱的燕妮结婚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马克思的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立刻变得拮据起来。他的母亲希望他从事实际一些的职业如律师等，反对他走学术之路。但这对马克思来说怎么可能呢？母子间发生了矛盾。而进入大学任教的计划，看来也难以实现。鲍威尔本来极力主张马克思到波恩大学来任教，以便两人联手卷起一场反对宗教谬误的风暴，但这时连鲍威尔本人也遇到了麻烦。因为政府在大学中对“危险分子”的压制加强了，许多“青年黑格尔派”人物被逐出了大学讲坛，鲍威尔的教席也岌岌可危。起初鲍威尔很有希望被提升为教授，但这时在当局的授意下，波恩大学的神学系“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他为教授。1841年秋，鲍威尔被禁止讲课，到了1842年3月初，他干脆被逐出了波恩大学。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马克思指望在大学任教的设想破灭了。

但马克思并没有灰心，他在特里尔住了一段时间后，重返波恩，与布鲁诺·鲍威尔一起制订了一个新的计划。

1841年11月，一本题名为《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的小册子出现在书市上。这本小册子充满诙谐，作者是匿名的，他假托成一个正统基督教徒，引用黑格尔的大段话，证明了黑格尔实际上是与基督教为敌的无神论者。小册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大获成功，很快就销售一空。但谁也不知道它真正的作者是谁。其实，这本小册子是布鲁诺·鲍威尔在马克思的参与下写的，是他们两人所制订的新计划的一部分。下一步，他们准备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再写出下一部更精彩的续篇来。为了这个，马克思通读了一大批艺术史和宗教史的著作，并做了不少笔记摘要，准备对基督教艺术和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全面论述。

然而，尽管有鲍威尔的不断催促，马克思却最终没能完成这项工作。他起初一再拖延完稿日期，后来干脆完全放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原因是，从1842年初起，马克思就不得不重返特里尔，守在燕妮病重的父亲身边，这个可敬的老人在被病魔长久折磨后，终于在这年3月去世了。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的思想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他愈来愈感到，仅仅在哲学领域对反动势力旁敲侧击是不够的，必须从政治领域对普鲁士国家制度正面展开攻击。政治问题开始在他的视野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样一来，仅仅局限于宗教、艺术等“纯学术”领域，对马克思来说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马克思是从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开始从而走上政治活动道路的。

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是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伟大理想！然而直到19世纪40年代，落后、顽固的普鲁士政府仍然实行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对言论和出版竭力控制，为的是堵住进步人士的嘴。但时代的进步毕竟是阻挡不住的。1841年底，普鲁士国王迫于时势，颁布了一项新的书报检查令，其中讲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从字面上看，像是放松了先前的严厉规定，多少给了人们一些言论自由。当局的这个举动，使知识界中不少天真幼稚地寄希望于国王“开明”的人士欢呼雀跃起来，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写出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无情地揭露了这个新法令的险恶用心，给伪善的当局当头一棒！

在书报检查令中那些装模作样的官方条文下面，马克思指出了当局钳制言论的意图。

例如，书报检查令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很有点“通情达理”吗？但马克思用他那支锋利如剑的笔，一下子就割开了检查令虚假的外衣，让人们看到，原来“严肃和谦逊”云云，正是限制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的锁链！请看马克思的尖锐语言：

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

马克思向当局大声质问：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7]

马克思讥讽地写道：

也许不必去为这些玄妙的玩意儿伤脑筋？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看来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直同真理对立的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侍从——严肃和谦逊（当然俗人对牧师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的伴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诚然，在一定的时势下，这种理智也必须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作某些让步，但是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该意识到：别人已向它让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它应当表现得谦逊而又恭顺，严肃而又乏味。^[8]

这真是对扼杀言论自由的专横制度的出色抨击。马克思主张，真正优化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本办法不是别的，就是完全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篇文章中表现出的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是最让普鲁士当局害怕的，因此这篇文章本身首先成了书报检查令的牺牲品，它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发表，直到1843年2月，才由“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政论家卢格在瑞士刊登出来。而刊登该文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一传入普鲁士，马上就被查禁了。这件事很清楚地表明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究竟是什么东西。(www.xing528.com)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的关系很密切。卢格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也是精明的出版人。他和许多了解马克思的人一样，非常推崇马克思的才智，多次向马克思约稿。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和卢格的交往更增强了他直接走政治斗争道路的信心。

不久，一个更好的机会出现在马克思面前，这就是为刚刚创刊的《莱茵报》写文章。

这时莱茵省的工商业已经很发达，资产阶级把生意做得愈来愈大，已经开始感到有必要提出一些温和的政治要求，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希望节约国家开支，希望降低诉讼费用，希望在关税同盟各邦间实行有限的统一措施……所有这些，都使他们觉得需要办一份报纸，以宣传和维护他们的主张。于是，莱茵省的一些工商界著名人物决定出钱创办《莱茵报》。报纸筹办的工作交给了一些精明强干的“青年黑格尔派”报人，他们中有荣克、奥本海姆和莫泽斯·赫斯等人。不久，他们把马克思也吸收了进去。马克思对这项事业很重视，他先是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鲁滕堡去做编辑，随后又把自己的一篇篇政论文送往编辑部设在科隆的《莱茵报》发表。这些逻辑严密而又充满激情的出色文章，很快就让23岁的马克思脱颖而出了。

在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对莱茵省议会（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评论。在普鲁士，各省都有议会，但全部由贵族势力控制，都只是些冒充民意的虚假摆设。就连最先进的莱茵省议会也不例外，在这里，贵族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数，城市地产资格也受到严苛的限制。这样的议会除了保护贵族利益、支持国王的专制政策以外，还能干出什么事呢？但它毕竟把议会辩论的记录情况公布了出来。马克思于是就根据这些会议记录，计划写一组长文章来详加评论，目的是要把省议会这个“见不得天日”的怪物的偏私、卑微和无能展示给世人。结果，马克思只争取到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即第一篇和第三篇论文，第二篇论文却不知道被可恶的书报检查机关查禁后怎样处理了，反正是没有能和世人见面。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

第一篇论文内容是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的，文章很长，分六次在《莱茵报》上连载。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又一次用火一样的热情和锐利的文笔，大声疾呼言论出版自由！比起前不久写成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这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把省议会成员对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与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等级联系起来，这样就清楚地表明，各等级的利益决定着它们的政治态度。马克思简单明了地把辩论情况总结为：“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

从诸侯、贵族、骑士到城市等级的代表们，全都反对新闻出版自由。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但在马克思尖锐的讽刺和无法辩驳的推理下，这些理由显得是那样荒谬可笑。例如他们说，新闻出版自由在普鲁士实行是有害的。因为英国虽有这种自由，但不足为训，英国的条件在英国是有根据的，到了别的国家就不适用了；而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还引起了革命云云。

马克思讽刺说，按照这种逻辑，英国的情况不能成为替一般新闻出版自由辩护的理由，因为它只是英国的，荷兰的情况不知怎么却成了反对一般新闻出版自由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国债的说法，马克思挖苦说：“要求报刊防止国债，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报刊来偿还了。这种要求正像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

再如，这些议会成员说，新闻出版是不能放开的，因为“人生来都是不完善的”，对“坏报刊”如果不加控制，任其自由地发表言论，就会“对群众起强大的作用”。

马克思的回答是：既然人生来是不完善的，那么，“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都是不完善的”。“既然一切都不完善，为什么自由的报刊偏偏应当是完善的呢？为什么不完善的等级会议却要求完善的报刊呢？”

马克思面对禁锢出版自由的制度，明确宣布：你们得到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因为，“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家里，任何一篇被禁止的，即未经检查而刊印的著作都是一个事件。它被看作殉道者，而殉道者不可能没有灵光和信徒”。

资产阶级工商业代表们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倒是赞成出版自由，但他们把出版自由等同于行业自由。对于这种鄙俗的理由，马克思也表示反对。在马克思看来，出版自由就意味着作者要从内心世界的自由出发，从捍卫人的精神尊严出发，他要遵循的是真理，而不是行业利益，“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作者应当把作品看作目的本身，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写作，在必要时他“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9]。

在这些洋溢着一个民主主义者战斗激情的铿锵语言中，我们分明听到了18世纪伟大启蒙思想家们的庄严回声。当马克思后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阐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历史使命时，他也绝没有否定出版自由，相反，在他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正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有些不学无术的人居然信口开河，说马克思是反对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的，真不知他们是从马克思的哪一篇文章中看出这一点的？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广泛轰动。卢格毫无保留地承认，在捍卫出版自由方面，再没有比这篇文章讲得更透彻更深刻的了。马克思初战告捷，为胜利所鼓舞，紧接着又推出了后面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观点明确，内容丰富，语言泼辣，而且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革命倾向。无论是官方、敌人还是朋友，都紧张地关注着这些文章的发表。读着它们，有人欢呼，有人咒骂，有人暴跳如雷。但不论怎样，文章作者的巨大才华，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莱茵报》的股东们也都注意到了马克思。他们这时正在为报纸缺少一位能干的人发愁呢。原先的编辑鲁滕堡不仅在国王眼里是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而且他才干平庸，缺少主见，报纸没有办出明确方向，争取不到更多的订户。这样，股东们都把眼光转向笔锋锐利、精明强干的马克思。经过一番协商，马克思于1842年10月中旬来到科隆，担任了《莱茵报》编辑，主持整个报纸。这时，他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