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柏林，马克思的心情是怅惘的。远离了父母和心爱的姑娘，来到这样一座满是官吏、士兵、小市民的王国首都，灰色的天空和沉闷的街道全都令他不快。他在大学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来，准备发奋读书，完全埋头于学术和艺术。在柏林大学的几年间，马克思选的课程不算多，几个学期总共只有12门课，但他通过自学，广泛阅读了法学、艺术、历史、哲学方面的书籍，积累了大量知识和心得，这些收获是靠大学教室里的满堂灌远远无法得到的。
起初，马克思不顾一切地遍读博览，并着手创作。他写过各种题材的诗歌，写过剧本，写过小说，但自己都不满意。不久，他把这方面的努力全部自我否定了，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感情不自然，语言笨拙，修辞过于雕琢，总之是不成功的。他很快把精力转向学术，并越来越注重哲学和历史。他遍读了古代法律典籍，把罗马法全书的头两卷译成德文，并且想要创立一种总揽法学所有领域的哲学体系；同时，他精研了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养成了对所有读过的书做摘要并在页旁空白处写批语的习惯；他还根据语法书开始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
在这种似乎漫无边界的广泛阅读中，马克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态度，这就是：决不允许一知半解，而是要透彻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的一切方面，直到把一切有关的内在联系弄清为止；对于自己在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要以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去反复考察，决不能草率了事。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使马克思后来的所有著作都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逻辑力量，就像他去世后一家报纸所评论的：“如果你接受了他的第一个前提，那么，那些一个紧接一个的、强有力的、贯穿到底的推理，就会使你无法停下来。”但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又太苛刻了，它使得马克思工作起来异常艰难。他总是不断地将写作停下来，重新阅读，重新分析，不达尽善尽美，他是决不让自己的成果与世人见面的。
现在，正是在这种反复的思考和自我批判中，马克思愈来愈清楚地发现，要想真正透彻地弄清事物的关系，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求助于另一种更为合理的哲学。问题是，这种哲学是什么呢？青年马克思在苦苦寻找。
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永不知足的探索钻研，使马克思熬过了一个接一个的不眠之夜。他经历了艰苦的思想斗争，体验了一次次的内心激动，但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想要的结果。而且，昼夜不分地沉溺于书海，使得马克思远离了大自然、艺术和生活，和友人们也都疏远了。他感到身体疲劳不适，终于不得不去找医生了。一位医生给他开的药方是：暂时抛开书本，到乡下去休养。这样，马克思离开了市区，到柏林郊区的施特拉劳疗养了一段时间。这是1837年春天的事。
施特拉劳渔村
施特拉劳是一个幽静安宁、风景优美的小渔村，坐落在施普雷河右岸，河对岸是灌木丛生的一大片原野，绿树丛中各色野花点点簇簇。这样的幽雅环境对于爱好沉静的学者们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平时总有许多教授和大学生到这里来散步，尤其每年到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这天，这里更是格外热闹，有成群结队的柏林人来参加渔民的节日活动。
当时小渔村共有90名居民。马克思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来，每天在河边休息、漫步，还同村民去打猎。经过一段时间的放松，他的身体复原了。马上，紧张艰苦的思想努力又开始了。一部部艰深晦涩的大部头著作在他眼底梳理过去，一叠叠摘要、评论写了出来，比较、分析、批判，形成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宏大而艰涩的哲学体系愈来愈占据马克思的心灵，这就是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是19世纪前期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把自康德、费希特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推到了顶点。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www.xing528.com)
黑格尔知识广博、思想深刻，他创立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试图把世界描述为一个万物彼此联系、相互作用、有内在必然性的发展过程。这同以往的哲学体系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万物存在的本原和基础是一种“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客观地独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它按照辩证的方式发展，从而推动着世界由低而高的发展。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和精神这三个阶段。他在几部著作中分别研究了这三个阶段，在其中，他阐明了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提出了世界处在不断运动、转化、变更过程之中的思想。这种发展，从观念的自我运动到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又回复到精神世界，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在绝对精神推动下不断发展的有规律的进程，世界各民族在绝对精神的照耀下经历着上升、发展和衰落等阶段，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努力，事实上只是绝对精神借以发挥作用的历史工具而已。
这样一个体系，包含着许多虚妄的东西和重大的矛盾。黑格尔所假定的万物之本——绝对精神，说到底不过是“上帝”的代名词；他认为一切归根结底取决于精神，其实是把事实正好颠倒了；至于他所描述的自然界的联系，有许多是臆造的，并不符合科学的观察；他把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看作就是普鲁士王国的君主制，这更是在为贵族君主制的合理性作论证，而恰好又与他的辩证方法相矛盾。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看到，在表面的、偶然的现象背后，存在着统一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并认为这种联系在于矛盾的自我运动、变化和发展，这样，就超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狭隘眼光，深入到了事物发展的更深刻的本质，为把握世界运动的规律开辟了道路。这是黑格尔对人类思想所做的伟大贡献。
方法与体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了黑格尔哲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在为上帝、为宗教、为普鲁士王国作辩护，因此，黑格尔本人在世时和逝世后，都受到普鲁士官方的推崇赞扬；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方法又具有革命的性质，进一步加以发展引申，就可能得出对现存秩序有破坏性的结论。所以，黑格尔死后，他的后学中有一些激进青年就沿着这个思想方法前进，在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禁锢。他们被称作“青年黑格尔派”，而与固守黑格尔保守结论的“老年黑格尔派”相对立。
当马克思来到柏林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了黑格尔哲学。但起初他只读了一些片断，觉得不喜欢黑格尔著作“那离奇古怪的调子”。他在一首讽刺诗里对黑格尔哲学的口吻颇为不敬：
……每个人都可以啜饮这智慧的玉液琼浆，
我给诸位揭示一切，因为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讲！[1]
然而，在休养的日子里，当马克思深入了解了黑格尔辩证哲学的内容宏富、博大精深后，他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837年11月11日给父亲的信里说：
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指黑格尔哲学——引者）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2]
马克思仔细地从头至尾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还研究了黑格尔学派的许多著作，深信这个“古怪的”框架里的确蕴藏着大量珍宝。在以后的好几年中，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方式去思考，去写作。掌握黑格尔辩证法，对于他后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有着巨大的意义。正因此，马克思终生对黑格尔怀着深深的敬意，即使在他的学术成果早已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几十年后，他仍然对攻击黑格尔的人极为蔑视，并针锋相对地声明：
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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