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兴盛还与当时领导人物的提倡密不可分。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是当时的政治领袖,更是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政治权势也给予了他文学领军的方便。曹氏父子爱好文学,是著名诗人,广招天下有才之士,曹操的“唯才是举”,促进了一个有才华的文人圈的共同创作,最有名的就是“以王粲、陈琳为代表的所谓建安七子”。曹氏父子自己也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这可辅以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们不同于过去的统治者将文人视为“俳优”,而是礼遇有佳,并且一同创作作品,探讨文学,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说,建安时期的文坛变得活跃,文学风气兴盛,这与统治者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
任何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着自身内部及外部的客观规律。文学亦是如此,而文学的内部发展规律,就是文学得以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外部现实条件,则是文学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
建安七子图
五言诗的日益发展和成熟,是建安文学生机盎然的重要支持。中国的诗歌文学发展到汉末,就已经出现了五言诗,并且越来越完善和成熟。《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技巧就是当时诗歌发展成熟的一个代表,它也为后来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较好的范本。建安文学的主要源泉之一就是乐府诗,建安时期作家们的大量乐府题材的诗歌就是源自汉乐府,清代方东树就提出曹操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著名的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创作于这个时代。建安时期的文人不仅在文学作品上继承了汉乐府的形式,并且在内容上也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模式,这使得诗歌更能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现实。(www.xing528.com)
建安文学被称为历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主要是指当时的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作家的内心思想,表达出作家真实的思想感情,换句话说,就是增强了文学作品的主观抒情色彩。这种主观抒情性建立的原因是,建安文人自觉吸取了古代文人的创作成就。比如《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似梦的感悟,对岁月飞逝的感伤,对亲人离别的悲叹,对世事无常的嗟怨,还有对动荡社会的不安……。这些都使得当时的文学作品不自觉地增加了很多的个人情感。汉末抒情小赋还改变了汉散体大赋中枯燥乏味的缺憾,小赋以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看法为主要内容,由以往的歌功颂德转向了个人对怀才不遇、社会现实、黑暗世事的愤愤不平。钟嵘曾经评价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这里的“骨气奇高”是指曹植的诗颇具时代气息,真实地反映了时代背景和思想。“词采华茂”则主要是指诗的文采优美、词藻华丽,内容与形式结合得较为完美。事实上“词采华茂”,也就是建安时代文学中的共同特色。它与汉乐府质朴无华的特点相比,在辞采的运用上显然更高一筹。这样的进步主要是得益于汉大赋中的铺张华丽,汉抒情小赋里的文情并茂,还有《古诗十九首》中文采的绚丽多姿。总而言之,建安文学里辞采的发展,上承了前代各种文体的优点,下启了南北朝文学“绮靡婉转”的浮华文风。
建安时代的各方面条件使得建安文学繁荣发展,建安文学的欣欣向荣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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