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的纷争：建安文学的诞生

建安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动乱的社会现实残酷地剥夺了儒家思想在全国的尊贵地位，取而代之的就是蓬勃发展的各种思想。而曾经被儒家所宣扬的“忠”“孝”等观念，因为失去了它们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和社会根基，所以这时的人们不可能再像两汉时期那样，把儒家说教奉为精神准则了。

曹操即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曹操的主张是“唯才是举”。他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颁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这篇行令公开对史上有名的“贱人”“贼”“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伊挚、傅悦、管仲、韩信、萧何、曹参、陈平等人给予了不错的评价，在这篇行令中，曹操顺势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思想，要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他表明自己是“唯才是举”，而在两汉时期，对“不忠不孝”者的任用是根本不可能的，曹操排除了这样的观点。

这个时期，思想上的大解放也为文人的创作自由做好了舆论准备。

建安文学的兴盛，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东汉末年，各州牧割据严重，战祸延绵不断，百姓妻离子散，离乡背井，不少人或死在乱军刀下，或死于逃荒途中。建安时期的文人们就生活在这个悲惨的年代，他们目睹了社会种种的惨状，有着亲身感受与经历。所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反映现实成为了最主要的主题，大量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表达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脱颖而出。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对当时文学的兴盛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www.xing528.com)

建安时期的文人与以前文人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建安文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大多以“拯救天下危亡”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曹操一生戎马，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便立志为天下太平而奋斗；曹植渴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王粲则有感于百姓的不幸而有了“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感叹……这些都表现了建安时期的文人，他们在动乱时代中不但关心社会现实，借作品抒发个人抱负，更渴望于乱世中建功立业的真切想法。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就是“慷慨悲凉”，这是与其他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建安时代的文人们能够主动地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地以文学形式将现实与内心反映出来。

助长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很多，而儒学的衰微便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点。从西汉时期，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儒学就一直在思想上占据了最重要的统治地位。原道宗经是儒学思想中的传统文学观点。其实一直以来，文学都只是经学的一个附庸，这严重阻碍了文学本身的自由发展。直到东汉年间，政治颓废，使得传统的儒学经典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从而也失去了它支配思想的“法力”，由此，文学才开始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大展拳脚。后来的很多文人思想上都具有反传统的一面，这尤其以曹操、曹植父子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不再是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真正用来反映客观的、真实的生活，并且在作品中他们开始真正畅快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使文学的前景更加明朗和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