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顾氏之学对李光地影响很大，但二人的学术思想并不尽同，而且还有诸多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在批评明末学风浮躁的基础上，顾炎武的学问更加趋于笃实，他考辨六经，通经致用，倡“经学即理学”之说，“博学于文，行已有耻”，这些都开创了清初学术的新风气。而李光地作为理学家，更多关注心性之学，而这恰恰被顾炎武所反对。顾炎武批评明末以来的心性之学[146]，他说：“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147]又说：“性也、命也、天也，夫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148]而李光地的“心性”论为其学术思想的核心部分，他在二程“性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理即性”的观点。李光地说：“形气则身也，神则心也，理则性也。人之身则天地之形气，人之心则天地之神，人之性则天地之理。”[149]又说：“性者，理之总名尔。”[150]李光地认为性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他说：“吾之所谓性者，非灵，非迹，虽离气言之，而未尝无。此则所谓本体，所谓大原。实验之在阴阳五行之中，默识之则超乎阴阳五行之上者也。”[151]又说：“天地之性，纯粹至善者，自然超形气之表。性者生物之本也，气者生物之具也。”[152]
其次，在为学宗旨上，顾炎武宗信程朱，反对陆王。他在回复友人的信中明确指出反对陆王心学，他说：“《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来教单提“心”字而未竟其说，未敢漫为许可，以坠于上蔡、横浦，象山三家之学。”[153]李光地则意在沟通程朱与陆王之学。李光地认为“格物”即“知本”，更说其源头即来自陆九渊。他说：“以知本为格物，象山之说也，与程朱之说相助，则《大学》之教明矣，故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154]又说：“象山之学与建阳之学称同异焉，然其喻义贵志之章，朱子左次焉。游其门者，旦异而晡不同，是亦百世之师矣。”[155]“康节，象山，与闽洛分流，然其所造高明，后之君子慎师焉，不可讥哉。”[156]李光地虽然也宗信程朱，但他对陆王的态度与顾炎武截然不同。他认为陆王心学对于程朱理学多有裨益，不应该一味否定。
第三，在论及治学方法时，顾炎武说：“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157]在这里，顾炎武指出治学的方法就在“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并没有什么神秘感。而那些聚众讲学之人，大讲心性之学，舍弃了“多学而识”，而讨论“一贯之方”。顾炎武指出学者更应该关心天下国家的事情，仅仅谈心言性就会成为空虚的学问。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158]又说：“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59]可见，顾炎武认为治学方法关键在于“博学于文”“行已有耻”。顾炎武强调博通的学问，李光地也承认这一点，他说：“长洲顾宁人极博者也。”[160]“长洲顾炎武宁人氏，能古韵，心通其意，而又援据极博，足以征之。”[161]而李光地自己更强调专精，他认为治学最重要的是心中要立定一个根本。他说：“读书以心为本，心不在虽勤无益。”[162]又说：“草木无根，岂能开花结实？学问无根，不有心得，却不相干。功名亦然，圣贤事业，悉从方寸流出，虽做得一匡九合，夫子尤谓其器小，此根即是天地之根。”[163]又说：“心里通透一点便为功甚大。”[164]又说：“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不独悟过好，只疑过亦好。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亦好。中有个根子，便有时会发动。”[165]又说：“读书著不得一点为人的心，著此便断根，虽孜孜穷年无益也。”[166]李光地认为读书应该专精，他说：“六经则或且穷一经，务令透彻随人资性，以渐兼通，若贪多泛渉，则又徒为徇名而无益于得也。”[167]“有人说十三经、廿一史皆看过，只是不记得。总是他立意，要看完经史便不能记，何也？为其泛也，非切己要读，如何能记？天下书原读不尽，虚斋云：‘欲为一代经纶，手需读数篇要紧书，书读要紧者方好。’文中子云：‘不广求，故不得杂，学故明。’某自己验之，确是如此。”[168](www.xing528.com)
第四，顾炎武对当时学术界的聚众论学风气十分反感：“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169]相反李光地则认为学者应该聚集在一起讨论和学习，仅仅个人的钻研学术是“小学”，这是不够的。更多的是学者内省的道德修养，就要对历代学者的言行加以体会和揣摩，这才是“大学”。他说：“学者畜也，畜者聚也，君子学以聚之。故懿文徳者，威仪节文之修，小学之事也。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徳，穷理尽性之要，大学之事也。”[170]
第五，关于经学思想二人也有差异。顾炎武认为古文《尚书》为伪书，并且认同《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为姚方兴窜入[171]。他说：“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172]而李光地认为古文《尚书》为真，并且对《舜典》二十八字也深信不疑。他说：“问《书》古今文？曰：不可疑也。秦焰余烈，残缺湮灭。经师荒耄，女子传说，科斗隶书，声形错别，简讹文误，以有聱佶。安国虽注，其书不传，刘氏好古，博士纷然，河间礼篇，世莫观之，古文废寝，抑又何疑？流及江左，期于从顺，窜易加増，盖不可问，因缘微猜，毁道蔑圣，臆决哆张，此学者之大病也。”[173]又说：“《古文尚书》，道理精确处，圣人不能易。若汉儒能为此，即谓之经可也。黄梨洲、毛大可辈，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辄肆谈议，至虞廷十六字亦辟之。学者不深惟义理，徒求之语言文字以定真赝，所谓‘通道不笃’也。”[174]又说：“余曰果哉后学之疑古也。世有辨古字、古器者，不论其法之精，工之良，而必曰其纸墨非也，其款识非也，何以异于是哉！汉之儒者如董仲舒、刘向，醇矣博矣，然而人心、道心之旨，《太甲》《说命》《旅獒》《周官》之篇，二子岂能至之，而况魏晋以下，六朝之间乎！”[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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