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理论层面，李光地提出“六经皆理”侧重于强调义理的价值，那么在具体治学实践层面，他也没有忽略穷经的重要性。“六经皆理”在治学路径上即表现为“尊经明理”。他说：“汉宋所谓专经之艺，穷理之功也。……经尊而理明。”[97]无论汉儒还是宋儒，首先的工作都是穷理，要想理明就要“尊经明理”。李光地所提出的“尊经明理”说，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学家是难能可贵的。但应认识到，李光地所讲“尊经”并不是要把经书放置在义理之上，“尊经”只是一个方法论的手段，尊经的根本目的还是穷理，因此他说：“读书以穷经为本，以明理为至，穷经所以明理也。”[98]
首先，李光地强调治学要读经。他引朱熹的话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99]李光地所说的读书是指读经书，他认为“该看经书，讲道理，诗文只是晓得写意罢了”[100]。他本人在读经上用力颇深，“年十四读五经完”，十五岁“四书五经全完，重读之”。[101]即便在遭遇三藩之乱时也没有忘记读经，他曾对康熙皇帝说：“臣逃乱空山之中，仅以十三经自随。”[102]李光地的读经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围人，如他的四弟李光坡“读十三经亦卅余年，无一日辍”[103]，“将十三经一年一遍温，认真读，不敢忘”[104]。他更告诫儿子李钟伦读书“须以经书道理为根柢”[105]。李光地认为读经不要贪多，并不是要精通所有经典，而是选择一部精读。他说：“只要实在通一经，便有些为己之意。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106]“六经则或且穷一经，务令透彻，随人资性，以渐兼通。若贪多泛渉，则又徒为徇名，而无益于得也。”[107]
其次，在读经的具体选择上，他还认为六经并不适合初学者，初学者要想登经学之堂奥应从理学入手，由理学转入经学，理学是经学门户。李光地把治学分为三个层次：首读濂洛关闽之书，再由濂洛关闽之书转入四书的学习，最后读六经。他说：
六经之规模宏阔而辞义简奥，故必以《学》《庸》《语》《孟》为之阶梯。……必以濂、洛、关、闽为之门户。[108]
又说：
由濂洛关闽之书，以进于四子，由《学》《庸》《语》《孟》之道，以达于六经。《学》《庸》《语》《孟》，濂、洛、关、闽，不可一日而不精思熟讲者。[109]
李光地提倡初学者应从四子、四书入手再转入六经的学习，把理学作为经学的门户，表现出他希望汇通理学与经学的思想，认为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浑然一体。
再次，李光地认为六经应该保留原貌，他对于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一章并不认同，认为古本《大学》更符合圣人之意。他说：(www.xing528.com)
《大学》旧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订为今本。然五百年来，不独持异议者不允，自金华诸子、元叶丞相、明方学士，以至蔡虚斋、林次崖数公，皆恪守朱学，而群疑朋兴，递有窜动。所不能泯然于学者之心，补传其最也。[110]
自南宋以来，朱熹对于古本《大学》的改订就引起学者很大的争议，不仅是陆王学派，就连程朱学派也有学者对朱熹增补格物致知传文存有异见。李光地对朱熹不满的态度是跃然纸上的，“所不能泯然于学者之心，补传其最也”。
最后，“穷经明理”是治学的最终目标。他说：“三代之道，存于今者，书耳。经书所言，皆当日行事之实也。其有格之于事而不成，推之于道而不合，非经之过，其无乃求之者失其理与？”[111]李光地指出如果明经而不求理，那么最终会在具体实践中与事实不相吻合。李光地虽然更强调明理，但要明理只有穷经，穷经是明理的必然途径。
李光地肯定了经学的义理价值，又希望通过尊经以明理。他所寻求的内在理路不仅与明末清初唱为同调，也与乾嘉学派的论述不谋而合。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112]“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113]戴震把“闻道”定为治学的最终目标，而字义、制度、名物等事只是手段而已。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114]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115]“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116]惠栋强调“经之义”。钱大昕认为六经中有圣人之言，而审音、训诂也是为了求义。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117]王鸣盛也把“经以明道”放于首位。由此可见，“经以明道”说是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下来的，它也是清代经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李光地眼中，尊经与明理并不矛盾，义理与训诂可以共存，汉学、宋学并不是水火不容。他认为不仅仅“理”属于道的范畴，文字训诂也属于道的范畴，“尊德性”离不开“道问学”。他说：“夫书史、文字，记诵见闻，不可去也。书史、文字，无非道也。记诵、见闻，无非心也。古之人不曰观理，曰博文；不曰求道，曰格物。博学然后笃志，切问然后近思，离经然后辨志。”[118]他认为经学何必分汉、宋，二者皆有利于阐释圣学。李光地高度评价《礼记》郑玄注，他说：“《礼记》陈㵆注，自然不如郑康成。”“今折中而存之，归于发明圣经。”[119]
他指出福建学术的一大特点即重视训诂，得“汉儒遗意”，从蔡清开始，福建经学对于义理、训诂二者并不偏废。李光地认为自己也继承了汉学。他说：“虚斋先生崛起温陵，首以穷经析理为事，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说不讲，其于传注也，句谈而字议，务得朱子当日所发明之精意。……吾闽之学，独得汉儒遗意。明章句，谨训诂，专门授业，终身不背其师言者，汉儒之学也。……地窃不自量，方将以山林余暇，与同志之士，诵乡先生之遗书，蹈前修之典刑，庶几《那》与卒章之志。”[120]
清初一些理学家也认可李光地汇通汉宋的看法，陆陇其说：“尝谓圣门之学虽一以贯之，未有不从多闻多见入者，欲求圣学，断不能舍经史。”[121]汤斌说：“汉儒之学……得圣人之博，宋自周程张邵……其学也得圣人之约，合二者而一之，然后得圣人之全经。”[122]可见，如果把清初理学家仅仅看作空谈道德仁义之士，就恰恰忽略了他们学术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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