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学术界波涛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学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陆王心学因担负着明亡的罪责，很快被程朱理学所取代。因清朝统治的需要，程朱理学被确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也使得学人非濂洛关闽不讲，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然而程朱理学的地位并非坚若磐石，沉寂了多时的经学开始复兴。皮锡瑞说：“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69]
清初经学复兴以六经的义理价值获得重视为开端。明末学者高攀龙说：“六经皆圣人传心，明经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经，明经不明心者俗学也，明心不明经者异端也。”[70]高攀龙强调六经的重要价值和功能，即传递了圣人的思想。他认为“明经”是“明心”的前提。六经乃圣人载道之书，只有精研六经才能明道，但如目的不明，就会流入到考据、训诂的俗学当中去。高攀龙既肯定了经典的最大价值在于义理，同时又指出了经典具备文以载道的作用，提出了六经的文本价值。
对于明经可以明道，明末清初的学者已然形成了共识，归有光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71]钱谦益也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则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72]方以智说：“夫子之教，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太枯不能，太滥不切。使人虚标高玄，岂若大泯于薪火，故曰：藏理学于经学。”[73]明经可以明道其实是指经学可以超越义理，经学可以取代理学，因为经学本身具备了义理价值。(www.xing528.com)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指出，理学离不开经学，脱离了经学的理学只能流于禅学。他说：“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74]全祖望总结顾炎武的观点，说得更加明白，他说：“（先生）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75]经学之所以即理学，正是因为经学当中有理，经可以载道。顾炎武虽然没有说经书中有义理价值，但“经学即理学”说本身已经不言自明。“经学即理学”的提出是顾炎武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紧张的调和。这两种学问从本质上来讲并不矛盾。虽然经学侧重考证、训诂，而理学侧重说理，但这只是方法不同，而最终目标的追求是一致的，都是希望经以明道。从高攀龙到顾炎武，众人皆在肯定经学义理价值的前提下，从而对经学文本的地位不断加以提高。经学的复兴是在肯定经学义理价值的基础上才不断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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