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九年（1700）七月，康熙皇帝下诏，让李光地等人针对科举中的弊端提出具体的解决意见。
上谕大学士等曰：观九卿所议考试一事，科道亦不心服。况今年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寒士子未能入彀。如此欲令人心服，得乎？张鹏翮、李光地，任学院时居官皆善。彭鹏、郭琇，居官好。着将郑维孜、满普、慕深等所条奏，及九卿会议事件，尽行录出，差保举笔帖式送示四人。果否得当？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务令各抒己意，详议具奏。[48]
借此机会，李光地向康熙皇帝上《条议学校科场疏》，把自己的整体理念上奏朝廷，建议科举应以五经为主。他说：
经学宜崇也。皇上表章经术，以正学养天下士，而迩来学臣率多苟且从事，以致士子荒经蔑古，自四书本经不能记忆成诵。其能者，不过读时文百篇，剿习雷同，侥幸终身，殊非国家作养成就之意。前岁皇上旨下学臣，使童子入学兼用小学论一篇。其时幼稚见闻一新，胸中顿明古义，此则以正学诱人之明验也。然书不熟记，终非己得。宜令学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将经书、小学讲诵精熟者，文理粗成，便与录取。如更能成诵三经以至五经者，仍与补廪，以示鼓励。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49]
李光地的意见上奏之后，会同他人建议一起呈进给康熙皇帝。同年九月，康熙皇帝经过与九卿商讨、研究，肯定了他的意见，认为他的建议要好过他人。据《清代起居注》记载：
上顾王熙等问曰：“张鹏翮、郭琇、李光地所议考试事孰当？”王熙、熊赐履奏曰：“臣等看得李光地所奏差为得体。”上又顾吴琠问曰：“尔以为何如？”吴琠奏曰：“此三人所奏内俱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熊赐履又奏曰：“此三人所奏颇觉详细。”上曰：“朕看李光地、郭琇所奏尚好。”[50]
康熙皇帝对李光地意见的赞同，从康熙同年对于其评价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康熙皇帝说：
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优。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51]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基本同意了李光地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根据该方案制定相关的措施。同年十一月，仅在李光地等人上疏两个月后，康熙下诏命令开始改革。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九卿等议覆，湖广总督郭琇等遵旨，详议科场事宜。……童生内有将经书、小学真能精熟，及能成诵三经、五经者，该学臣酌量优录。[52](www.xing528.com)
此后，李光地提倡以经学为主的科举改革逐渐收到了成效。两年之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乡试，庄令舆和俞长策没有作四书题，而全作五经题。这虽然与当时惯例不符，但清政府还是对这一情况加以认可，并且允许他们参加会试。同时规定，对于以后有学子作五经题并不限制，并提高了五经中试的名额。
礼部议，本年乡试，监生庄令舆、俞长策，试卷作五经文字，与例不合。奉谕旨，五经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当取中，若能切题旨，文理明顺，一日书写二万余字，实为难得。庄令舆、俞长策，俱着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嗣后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作何定例，着九卿、詹事、科道议奏。寻议，嗣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应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果多，另行题明酌夺。五经文字草稿不全，免其贴出。二场于论、表、判外添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发从之。五十年，增五经中额，顺天二名，外省一名，会试增中三名，五十六年停止。雍正二年议准，每额中十九名，加中五经一名。[53]
据上可见，五经在清初甚至有时超过了四书，提高到了乡试和会试首场的位置。这种情况虽然不是主流，但其产生的蝴蝶效应是惊人的，在庄令舆和俞长策之后就有很多学子加以效仿。
如王棠就说：
本朝顺治乙酉（1645），法若贞以五经疏请，奉旨准作举人。康熙戊辰（1688），查嗣韩、林文英亦五经奉旨赐进士。壬午（1702）有庄令舆、俞长策二人亦疏请，特赐举人，遂有旨以后愿作五经文字者听。自后五经中而抡元者多矣。癸巳（1713）万寿，各省定额外，另加中五经者二人。[54]
陆廷灿也说：
康熙丁卯（1687），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经题，以违例贴出。榜发后，云间受业族叔监察御史祖修具疏以闻，上许一体会试。戊辰俱成进士，入词林，盖特典也。［壬］（庚）午，武进庄令舆、桐乡俞长策，亦皆五经，具题准会试、中式。今已一体取中，外省皆然。每科多至数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55]
综上所述，李光地提出的以五经为主的科举改革不仅获得了上层统治者的认同，也得到学子的响应。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与他唱为同调。在康雍年间，提出的科举改革的就有魏禧、黄中坚、陈廷敬、朱彝尊等人，可见改革声浪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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