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与清初经学：程朱与陆王的交锋与李光地学术思想的创新

李光地的学术思想在程朱、王学之间反复交锋的状态，从他对《大学古本说》的辩护上也能够体现。他论“知止”与朱熹之说明显不同，因此一直被别人诟病。所以，他在《大学古本说》余论中对自己的学说为何与朱子有异进行了辩解，他认为自己的“知止”学说就是继承了朱子之意。《大学古本说》载：

问：“知止一节之义与朱子异何也？”曰：“下有格物致知之义，不应于此处顿出。而观后章所谓于止知其所止者，似为学者指示准的之语，未遽及于精微也。况大学之教，既断自格物而不以辩志先之，则非古人所谓向道而行。望道而至者，虽欲俯焉，日有孳孳，安知其不适于他岐乎。……若得‘止’则‘意诚’以下之事，所谓君臣、父子与国人交之善，尤为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足以蔽之也。盖今日所言，皆一一本于朱子讲论之学的，特《章句》于此节释义偶异焉尔。”^[142]

李光地首先强调了“知止”的重要性，认为“知止”位于“格物”之前，表明其指示学者的关键。学者要“向道”一定要“知止其所止”，不然有可能误入歧途。所以，如果领会了“止”的含义，那么“诚意”章以下论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对“知止”的理解，李光地认为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差异不大。

另外，从他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可以窥见，李光地把自己的学说与朱熹之学联系起来的心态。他说：

《大学》古本稼书意不谓然，然观贤者之所劈划，不动古文章次，又不背朱程宗指，度越姚江之说多矣。虽未知其是否，自可修改存之，以俟后之君子。与方蔡诸说并传，未为害道也。……看来经传之分，不必太拘，“知止”两节，及“自天子”以下三节，即所以引起结断格物致知之说。其端躬行以践其实，而敬者所以成始成终。程朱之言如此。是二子之学的也。……大抵程朱之学，直接颜孟，真所谓先圣后圣，若合符节。至于文义章句之间，后贤有作，不妨补备。如朱子于程子，可谓传心者，然解释经书，如《语》《孟》《易》《诗》之类，纤微委折，岂尽同哉。《大学》《中庸》宗程尤笃，而订正尤多，盖其精且至者无不同。则虽更相发明，乃所谓其揆一也。近世于其所递传相继者，往往不尽心焉。而辄争于一章次、文义之更定训释，以是为尊朱则末矣。此愚所以不讥先生古本之作，而惟窃愿于其学脉加之意也。^[143]

这段中李光地表达了三个意思：一、《大学》古本并没有违背程朱宗旨，可以保存，并不害道。二、“格物致知”并不需要补传，“知止而后有定……则近道矣”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之有也”正可以解释“格物致知”之义。三、所谓“宗朱”并不是说要完全恪守朱熹之说，不敢有丝毫的不同，而是要宗朱子之道。李光地以朱熹为例，指出朱熹虽传程颐之学，但其学说与程颐也并不是完全一致，对于前人没有完善的地方，后人可以加以弥补，“后贤有作，不妨补备”。只是在章次、文义、训诂上争论是否尊朱，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也并不能推进学术。

李光地去世后，他的弟子也极力宣扬自己的老师是继承了朱子的学说，虽然尊古本却没有违背程朱之学。如陶成敬说：

师李安溪学宗紫阳，独于《大学》则说古本，于《中庸》则另为章段，以与朱子迥异。或则遂执朱子以病安溪，或则信安溪以疑朱子，成以为皆非也。盖宗者宗其道也，朱子之道即六经四子之道，苟能融会贯通于六经四子而得其奥旨，则固不必袭之于章句之间，而道可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昔程子有云：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安溪之解义及自家体贴出来，而与六经四子之道、二程朱子平昔之论，若规矩方圆之无不吻合也，何嫌于异也。^[144]

陶成敬以为李光地虽然信古本《大学》与程朱有异，但并没有离“朱子之道”，即“六经四子之道”。学术只要“宗其道”，就不必一定固守《四书章句》之说。李光地之说是他自己体会出来的，与程朱之学“无不吻合”。

但无论是李光地自己，还是其弟子，也无法抹杀李光地与王学的关系。前文中，我们已经论述了李光地与王学的纠葛，这里笔者还要补充一些证据，以证李光地晚年对陆王之学亦无法完全舍弃。

康熙二十四年（1685），李光地44岁，编辑《文略内外编》，其中内编《理学编》就载有陆九渊、王阳明的文章。据《榕村谱录合考》：“内编疑是《理学略》也，卷一载周程张朱五子，卷二载董江都、王文中、韩昌黎、邵康节、真西山五先生，卷三载陆文安、王文成二先生。”^[145]综上所述，这种伴随他大半生的学术思想，能否在晚年就一下放弃是值得怀疑的。

李光地对陆九渊之学一直有高度的同情，认为“陆氏之学得无极高明”。^[146]又说：“象山白鹿洞讲义利，闻者多挥涕。何以能尔？想他皆有许大精彩，声动得人。”^[147]李光地十分佩服陆九渊躬行实践的能力，他说：“陆子静才本大，其为荆门州，至境内无贼，路不拾遗。又明敏于事，造一城，估计五十万人者，他用五千人，克日而就。”^[148]

“尊德性”与“道问学”，一直都是分辨朱陆的重要原则。朱熹主“道问学”，陆九渊主“尊德性”。对朱陆之异同，李光地认为朱陆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面上都一致，只是对“心性”的理解有异，朱子主“性即理”，陆子主“心即理”。他说：

象山之学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讲明，亦言践履，所谓与朱子异者，心性之辩耳。象山谓即心即理，故其论《太极图说》也，谓阴阳便是形而上者，此则几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凿枘之不相入也。^[149]

朱子认为心为性外壳，是气，属于形而下的，性，是上天赋予的，是形而上的，所以，心与性就存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差异。但理是上天赋予的，是形而上，所以朱熹说性即理。陆九渊所理解的心与世界万物为一体，心是一种意识活动的能力，陆九渊认为这种意识的活动与外在具体的世界可以重合。《太极图说》为周敦颐所作，周敦颐用太极图解释世界万物产生的过程。朱熹认为理为世界的本源，理即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属气，是形而下。而陆九渊以为世界的本源是心，是抽象的主观思维，阴阳属于形而上。李光地对朱陆异同的分析是承袭自明代的罗钦顺。罗钦顺曾说：“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150]

李光地虽对陆九渊有赞赏，但他还是站在朱熹一边的，“若论学术道理……到底朱子是，子静不是”^[151]。但他同时也一直相信陆学与程朱之间并不排斥，陆学有助于程朱，不知陆学亦无法真正了解程朱，“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陆氏哉？”^[152]“张邵及陆之于程朱，其学虽微有同异，而实相成。”^[153]他反对“后世随声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执为门户之见”。他强调朱熹对陆九渊之学也比较推崇：“及白鹿讲章，朱子至为之避席，上手谢焉。陆之于朱，则有泰山乔岳之叹。故朱子有言：南渡以来，理会切实功夫者，吾与子静两人而已。”^[154]

他指出，陆九渊与朱熹在学术上是殊途同归，陆氏之“知行观”与朱子“知行之学同归”，他说：“陆氏之论躬行，必先于明理。其言穷理，必深思力索以造于昭然而不可昧，确然而不可移。此固与朱子知行之学同归，而其心悟身安言论亲切，虽朱子亦且感动震矜，而为之左次。然则朱陆之道，岂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驰哉？”^[155]又说：“夫破末俗之陋，传圣贤之心，洗训诂之讹，发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156]

李光地似乎有朱陆兼采的意思，所以他认为既要“道问学”，又要“尊德性”。他说：“君子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存心、致知，一面少不得。”^[157]又说：“‘尊德性’是‘道问学’之基，只是‘尊德性’又不可不‘道问学’。”^[158]又说：“‘道问学’不过是要‘尊德性’，然非‘尊德性’以为基本，又将何者去‘道问学’！”^[159]又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者’也，二者相为终始，非安勉两途之谓也。”^[160]

总之，李光地虽在自己75岁之时，试图否认自己与王学的关系，但他力主恢复《大学》古本，不同意朱子的补传，推崇陆九渊，以为陆九渊、朱熹本为一途，强调既要“道问学”又要“尊德性”，都表露出李光地与陆王之学渊源极深。他晚年虽修改《大学古本说》之序文，但他始终也没有完全放弃王学。他内心对于陆王、程朱两派无法完全取舍，既不能完全认同程朱，也不能完全认同陆王。

【注释】

[1]李清植：《李文贞公年谱》卷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六十三辑，第62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4页。

[2]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426页。

[3]章全山：《李光地著述考论》，杨国桢，李天乙主编：《李光地研究：纪念李光地诞生350周年学术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409页。

[4]章全山认为《四书解》与《四书解义》为同一书。（《李光地著述考论》，杨国桢，李天乙主编：《李光地研究：纪念李光地诞生350周年学术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409页。）

[5]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续语录》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771页。

[6]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6，773页。

[7]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6，775—776页。

[8]章全山：《李光地著述考论》，杨国桢，李天乙主编：《李光地研究：纪念李光地诞生350周年学术论文集》，410页。

[9]李清植：《李文贞公年谱》卷2，251页。

[10]李馥：《四书解义序》，李光地：《四书解义》，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刻《榕村全书》本，2页a。

[1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75页。

[1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7，301页。

[13]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9，874页。

[14]李馥：《四书解义序》，李光地：《四书解义》，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刻《榕村全书》本，1页b—2页a。

[15]《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四书解义》，7卷，［清］李光地撰（清康熙六十一年）居业堂刻本。”

[16]据《福州府志》载：“李馥，字汝嘉，福清人。康熙甲子（1684）举人，任工部员外，转刑部郎中。以治九门提督陶和器狱有声，出守重庆郡。经流寇乱后，田赋无考。馥履亩清丈，侵占弊息。迁河东运使，调苏松常镇道，晋江苏按察。制府擒治奸民，株连百余人。馥察其冤滥者，尽白释之。转安徽布政，巡抚浙江。时亢旱，请截漕二十万，民不知饥。又，漕米例用白粮，馥疏请兼用红白，民便之。以失纠属员去任。馥家素封，义所得为，必勇为之。在官以廉慎称，家遂中落，归田二十年，借屋以栖，怡然自然。与士大夫文酒还往，年八十余，重宴鹿鸣。又数年卒。”（《福州府志》卷57《人物列传》，《中国地方志丛书》第7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116页。）

[17]李馥：《四书解义序》，李光地：《四书解义》，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刻《榕村全书》本，3页a—3页b。

[18]方宝川说：“五十七年（1718），又奉旨入都。五十九年（1720），任安徽布政使。依然体恤民情，忧民所忧，曾发出‘田荒民力殚，征敛使人愁’之叹。六十一年（1722），又升任浙江巡抚。方上任，洪灾泛滥。他尽心尽责，抗洪救灾。有《（癸卯）奉命相视海塘》和《（癸卯）奉命勘海门》等诗作记其事。”（《李馥及其〈居业堂诗稿〉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9]《江西通志》载：“王承烈，字逊功，号复庵，泾阳人。康熙进士，翰林检讨。雍正四年（1726）由湖北粮道擢江西布政使，为政宽简，凡所施设，一本至诚，而爬搔奸窦胥吏屏息。……其学粹然闽洛，所著有《日省录》《毛诗解》《尚书今文解》。”（《江西通志》卷5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74页。）

[20]王承烈：《四书解义序》，李光地：《四书解义》，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刻《榕村全书》本，6页a—6页b。

[21]陶成敬：《四书解义序》，李光地：《四书解义》，9页a。

[22]《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郑玄作注，孔颖达作疏。至宋代，经司马光、二程、朱熹等人的先后表彰，《大学》的地位空前提高，成为四书之一，为宋明以来学子的必读书。《大学》至宋流传至清，其中有很多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大学》的“错简”问题。所谓“错简”是指，根据郑玄、孔颖达作注疏的《大学》古本观察，主要有两个问题：1.《大学》中的“八条目”，不应该只有“诚意”以下有释文，而“格物”“致知”没有释文。2.《大学》中的“三纲领”比“八条目”更为重要，不应没有释文。因为存在这两点疑问，后代学者便怀疑《大学》古本，可能有错简或阙文，所以从宋程颢开始，纷纷对《大学》古本加以修改，至明末，改本有数十家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二程改本、朱熹改本。二程的改本主张移古本“诚意”章“《康诰》曰……克明德…”至“……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三纲领的释文，并在古本中为“格致”找到了释文。朱熹改本将《大学》古本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一章包括三纲领、八条目；传十章包括对三纲、八目的释文。同时在传文中增加“本末”章，在格致章中为“格致”作了补传。至明代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刊刻古本《大学》，作《大学古本序》第一稿，质疑朱子。世宗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又作《大学古本序》第二稿，以“致良知”为“致知”，“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为“格物”。（参见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59—365页。）

[23]余英时说：“程朱一派的格物致知论，其经典上之根据厥在《大学》一篇。而后陆王一派之反对程朱者亦无不从《大学》入手。故朱子自言其《大学》，亦如司马温公之于《通鉴》，盖‘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其《格物补传》一文，虽仅寥寥百余字，实为哲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而象山高弟杨慈湖（简）则谓《大学》所言为学次第失之支离，疑非圣人之言，王阳明复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格物一章亦无缺可补，因此函函以恢复《大学》古本为念。自南宋以迄清代，学者之尊朱、尊陆，大抵可视其人对《大学》之态度而判。”（《戴震〈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90页。）

[2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6页。

[25]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观澜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4页。

[2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7页。

[27]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3页。

[2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6页。

[2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32页。

[3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35页。

[31]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2页。

[3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7页。

[3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39页。

[3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33页。

[3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35页。

[3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7页。

[37]《尚书》和《诗经》里已有敬的观念，如《书·召浩》：“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又《无逸》：“则皇自敬德。”《小雅·雨无正》：“各敬尔身。”又《鲁颂·泮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还有“修己以敬”“敬事而信”“言忠信，行笃敬”等。

[38]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88页。

[3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371页。

[40]朱熹：《大学或问》，《四书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506页。

[41]朱熹：《大学或问》，《四书或问》，506—507页。

[42]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9页。

[4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7页。

[44]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4页。

[45]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3页。

[46]陆九渊：《与曾宅之》，《象山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3页。

[47]王守仁：《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4页。

[48]王守仁：《大学古本傍释》，《王阳明全集》，1317页。

[4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55页。

[5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53页。

[5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55页。

[5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56页。

[5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47页。

[5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448页。

[55]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页。

[5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7页。

[5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页。

[5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页。

[5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4页。

[60]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2页。

[6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3页。

[6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2页。

[6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2页。

[6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4页。

[65]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4页。

[6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4页。

[6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2页。

[68]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4页。

[6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2—13页。

[7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6，531页。

[71]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20页。(www.xing528.com)

[7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5，481页。

[7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5，484页。

[7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3页。

[75]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2页。

[7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3页。

[77]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2页。

[78]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6页。

[7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1页。

[80]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4页。

[81]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3页。

[82]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2页。

[83]王守仁：《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71页。

[84]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1页。

[85]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1页。

[8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1页。

[87]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2页。

[8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1页。

[89]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9页。

[9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9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92]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3页。

[9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9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95]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3页。

[96]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2页。

[9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98]李光地：《书韩子〈原道〉后》，《榕村全集》卷22，324页。

[9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9页。

[10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0页。

[10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10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10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1页。

[104]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2页。

[105]丁为祥说：“由于‘终始’与‘事’相连，主要是指时空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尤其是时间系列中的各种先后关系；相对于‘终始’而言，‘本末’则主要是指一种纵向、立体的价值与逻辑关系；与‘终始’之时空系列相比，‘本末’显然具有超越时空并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性质。至于‘先后’，则由于这里完全是从主体之价值选择的角度作出规定的，因而它既可以指谓时空系列中的‘终始’关系，同时也可以指谓价值与逻辑系列中的‘本末’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作为‘终始’与‘本末’的统一而直接成为主体的一种价值选择的。”（《〈大学〉今古本辨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06]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4页。

[107]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2页。

[108]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4页。

[10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110]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3页。

[11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0—11页。

[112]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17页。

[11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114]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20页。

[115]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0页。

[11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9页。

[11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1—12页。

[11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2页。

[119]李光地：《大学篇》，《榕村全集》卷6，113页。

[120]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869页。

[121]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57，2873页。

[122]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57，2869页。

[123]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57，2937页。

[124]陆九渊：《武陵县学记》，《象山集》卷19，238页。

[12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316页。

[126]黄宗羲：《泰州学案》，《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10—711页。

[127]黄宗羲：《泰州学案》，《明儒学案》，712页。

[128]黄宗羲：《泰州学案》，《明儒学案》，713页。

[129]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45页。

[130]李光地：《观澜录》，《榕村语录》卷1，8—9页。

[131]李光地：《书韩子〈原道〉后》，《榕村全集》卷22，324页。

[132]陈祖武：《〈榕村语录〉及李光地评价》，《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0年第2期。

[133]陈祖武：《〈榕村语录〉及李光地评价》，《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0年第2期。

[134]李清植：《李文贞公年谱》卷2，251页。

[135]李馥：《四书解义序》，李光地：《四书解义》，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刻《榕村全书》本，2页b。

[136]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0，176页。

[137]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0，176页。

[138]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0，176页。

[139]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0，176页。

[140]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0，176页。

[141]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0，176—177页。

[142]李光地：《大学古本说》，《榕村四书说》，9页。

[143]李光地：《与友人》，《榕村全集》卷32，439—440页。据李清馥的《榕村谱录合考》，康熙三十三年辛未（1694）条记载，这封信是李光地写给徐世沐的信。（李清馥：《榕村谱录合考》卷2，李维迪：《榕村全书》，清道光九年（1829）刻，第12涵，70页。）《（乾隆）江南通志》载：“徐世沐，字尔瀚。江阴诸生，不赴科举，积学力行，与当湖陆陇其相契。居家有礼法，不作佛事。年八十五卒。”（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163《人物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84页。）据《四库全书总目》，徐世沐著有《礼记惜阴录》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每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李光地信中有“所示《惜阴录》诸编，未能逐条细捡，惟《学》《庸》粗读一过。诸所发明悉由心得，与世之剿说雷同者不啻相万也”之语，可见二人讨论的正是该书。

[144]陶成敬：《四书解义序》，李光地：《四书解义》，《榕村全书》，8页a—8页b。

[145]李清馥：《榕村谱录合考》，26页a—27页b。

[146]李光地：《朱陆折疑》，《榕村书集》卷17，270—271页。

[14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0，350页。

[14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0，350页。

[149]李光地：《初夏录》，《榕村全集》卷7，128页。

[150]罗钦顺：《困知记》，《明儒学案》卷47，1117页。

[15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0，350页。

[152]李光地：《朱陆折疑》，《榕村全集》卷17，270页。

[153]李光地：《重建鹅湖书院记》，《榕村全集》卷14，224页。

[154]李光地：《重建鹅湖书院记》，《榕村全集》卷14，224页。

[155]李光地：《朱陆折疑》，《榕村全集》卷17，270页。

[156]李光地：《朱陆折疑》，《榕村全集》卷17，270页。

[15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6页。

[15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页。

[15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8，142页。

[160]李光地：《注解正蒙》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