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诚意”的概念
何谓“诚意”？李光地认为“意”是由“性”之所发，可以统摄身、心的一种思维观念。他说：“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主，故曰主意。如船是心，意是舵工一般。”[59]既然“性”为至善，而“心主于为善”[60]，那么“意”必然是“好善恶恶”，“诚意之意即是好善恶恶之意，非善恶之念也”[61]，“意便是有个张主之名，故须贴好恶说，不可贴善恶说。”[62]
虽然“意”是“好善恶恶”，但因为有时“意”会与“念”相混、相杂，“念”有善、有恶，所以人表现出来并不都是善，也会有恶。李光地很注意分辨“意”与“念”差别。他说：“‘诚意’章，历来讲者，不明其根，便是失于以意为善恶之念。岂知是念也，非意也。”[63]“意与念字、思字不同，念有善恶，思有邪正，意是立意要这样。”[64]可见李光地认为，“意”和“念”虽然都发于“心”，但“意”是“心之主”，是发于“本心”的善，所以“意”是好的、善的。而“念”因为没有“主”，所以它有善有恶，漂泊不定。“意”与“念”二者不能互相混淆。
虽然“意”是“好善恶恶”，但这只是意的本然状态，因为有“念”的掺杂其中，“意”有可能流于“虚”。所以他说“意”被“物欲夺之，然后参杂于念虑之间，牵制于事为之际，而所为意者，虚而不实矣”[65]。李光地称这种“意”掺杂善恶之念“虚”的状态为《大学》中所讲的“是不诚，是自欺”[66]。他说：“虚而不实是自欺。”[67]又说：“好恶之发本心甚明。至于虚而不实，是自掩其本心之明也，故曰自欺。”[68]
既然“意”本来的“好善恶恶”有可能沦为“虚”或“不实”，因此为了避免此种情况，李光地认为只有通过“诚意”的功夫才可以。他说：
凡人言而不践，行而不终，是言行之不实也。言行之不实者，人得而点检之。若发动之意，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其实与不实，惟有自己点检得到。于此慎之，而禁止其自欺，则所发者无非实心，无非实事，此之谓诚其意也。[69]
可见李光地认为所谓“诚意”就是指个人去伪存真、去恶存善的过程。抛去那些“虚”“伪”“不诚”之“念”，而恢复“意”的本然状态。
（二）“诚意”为《大学》核心
“诚意”在《大学》中一直不占重要的地位，如朱熹就认为《大学》应首推“格物致知”。《朱子语类》载：
居甫问：“‘诚意’章结句云：‘此大学之枢要。’枢要说诚意，是说致知？”曰：“上面关着致知、格物，下面关着四五项上，须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诚得意。”[70]
朱熹又说：
右传之六章释诚意。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则其所明又非己有，而无以为进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71]
由此可见，朱熹认为要论《大学》的次序，“格物致知”应在“诚意、修身”之前。“诚意”只是在“心体之明有所未尽”时才发挥其作用。这里“心体之明”应是指“明德”即“性善”，就是说只有在“格物致知”没有完全起到“明德”作用的情况下，才需要“诚意”。朱熹认为“诚意”章应该与“格物致知”一并理解，不能放弃“格物致知”而谈“诚意”，“格物致知”才是“用力之始”。这样朱熹才一再强调，“诚意”功夫不能凌驾于“格物致知”之上，更不能缺少“格物功夫”，即“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所以，他认为“致知”更加重要。他说：“《大学》所谓‘知至、意诚’者，必须知至，然后能诚其意也。”[72]又说：“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73](www.xing528.com)
然而李光地却不这么看，他指出要达到“明德”并非只有“格物致知”一条途径。他说“明德”“也不必定由致知来，亦有不读书人，其好恶真挚不可谓不诚者”[74]。又说：“好善，恶恶，人之秉彝，致其知者固有。即未致其知者，亦岂全无！”[75]又说：“好善恶恶，自途人至于圣人皆有之。”[76]可见据李光地理解，“性善”为人说固有，因此需要向内在的体认，才能理会“好善恶恶”之心，所以“格物致知”并不是必须的，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普通人也有可能同过“诚意”来明善。李光地认为“明德”是指明人内心之善而言，善本存于心中，因此只有“诚”内心之善，才能“明德”。他认为“明德”等事必向内求。他说：“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于为善，然而存之不固，发之不果，不确，是无实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无实，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盖以意藏于内，其实不实，己所独知，非人之所及检，是以每陷于自欺之域而不顾。惟君子慎独以诚意，诚意以诚身，则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77]
这样，李光地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格物致知”的作用，但已经明显把“诚意”置于古本《大学》的中心了。同时为自固己说，他提出三点根据：
第一，从篇章结构上看，李光地认为《大学》中“诚意”一章的行文与写作方法与其他章节明显不同，他说：
按此章，前无诚意在致其知之文，后无正心在诚其意之释。章首又特揭诚意，而于前后无所牵引，故知此章释体，独与众条不同。盖以诚意为一篇之要，与《中庸》之言诚身一也。其必先致其知之意，则第于章末一语发之，大指明矣。[78]
又说：
所谓诚其意者，经中文法原一变，非无缘故。且以诚意为八条目之一亦欠轻重，不过节次只得如此说耳。[79]
李光地分析后认为，“诚意”一章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它与前后文的连接都不紧密。如果仅仅把“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是欠妥当的，它在《大学》中的位置应高于八条目。
第二，李光地认为“诚意”章可以总括“三纲领”之意。李光地指出“诚”即“诚明”“诚信”“诚止”。三纲领中一直贯穿“诚意”之意，“诚意以为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也”[80]，因此李光地说“诚意”对于三纲领来讲至关重要。他说：
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证其表里之符，晖光之盛，感人之深。终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则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总之矣。自明者以诚明之也。新民者以诚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诚止之也。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贯之者，一诚而已。无讼民之新也，使民无讼，明明德于天下之极也。无情不尽其辞，盖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则民自有指视之严，而谨其独也。诚之效至于如此。[81]
第三，《大学》中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本于“诚意”，并且“格物”也包含于“诚意”之中。他说：“《大学》自均平齐治，本之诚意……诚则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谓明善；格物，盖所以启思诚之端，而非思诚以外事也。”[82]李光地论“诚意”，首先把“诚意”提到高于“三纲领”“八条目”的位置，置于《大学》整篇的核心位置，与程朱理学论《大学》是截然殊途的，显示了他自己的学术特点。
李光地的“诚意”继承于陆王心学。王阳明也重视诚意在《大学》中的作用。他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诚意之功，格物而已。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诚意之实也。格物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83]王阳明释“格物”为“正心”，释“致知”为“致良知”，所以他认为“诚意”就是向内去求得性善的本体。李光地与王阳明一样把《大学》的主旨都归于“诚意”，而李光地释“诚”为“性善”，更和王阳明之说极为相似。所以李光地对王阳明的“诚意”说极为赞赏，他说：“姚江之言曰：‘《大学》只是诚意，诚意之至便是至善。’……愚谓王氏此言虽曾、思复生，必有取焉。”[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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