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看来，所谓“知止”就是“致知”，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事、物的道理都有一定的了解，他说：“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49]又说：“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50]二是，知道事物所“当止之理”，对待任何事知道怎样做，如何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朱熹说：“知止是知道事物所当止之理。”[51]又说：“知止，只是知有这个道理，也须是得其所止方是。”[52]既然按照朱熹的理解“知止”就是“致知”，那么按照“格物致知”的顺序，要想“知止”必先“格物”，只有通过“格物”才能走到“知止”上来。《朱子语类》载：
问：“‘知止而后有定’，须是格物、知至以后，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随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无顿断，都知道尽处了，放能知止有定。只这一事上知得尽，则此一事便知得当止处。”[53]
“知止而后有定”，须是事事物物都理会得尽，而后有定。[54]
与朱熹理解不同，李光地强调“立志、诚心、端本”即“知止”。他说：
知止者，知道要做何等事、何等人，如此然后志有定向。志即定，虽旁边有人嬉闹，都似不闻不见一般，非静而何？即能静，虽走到嬉闹场上，自然不被他引去，只安然在此，非安而何？心至此，于事理方能入，才可用格致功夫，所谓“能屡”也。理明然后可实体于身，实措于事，所谓“能得”也。得之于己，即天下之理得矣。[55]
又说：
《大学》首节，只言教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者为归宿，便是知止。如知终身有正业，他事不能动摇，岂非定乎？到得定，旁边虽有许多扰攘，我却一意在此，并不知有别人、别事，岂非静乎？静后，虽置我扰攘中，我自安于我之事，岂非安乎？此是立志以端本，居敬以持其志。[56](www.xing528.com)
李光地说一个人要做到“知止”，并非要“格物”，而是先要树立目标，有了目标以后，才不会为外界无关的事物所干扰，进而才能达到“知本”。可见他很重视“立志”在入学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立志才能言及其他。李光地的学说更强调了内在道德的修养，由立志最后又回到端本。
由此，李光地反对朱熹把“格物”作为“致知”之前的功夫。他说：
“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义乃可精”都全包在此节内。程朱不将此节作头，竟像功夫只从格致做起，故陆王乘此以售其说。[57]
又说：
子静、阳明辈攻驳格物，就是“知止”节头路未清。“知止”若如《章句》说，何须又用“定”“静”“安”“虑”许多字面来赞他？圣贤等闻不轻说出“定”“静”等字，“定”“静”是为学根基。[58]
朱熹把“格物”置于“知止”之前，李光地是颇有微词的。他认为立志、诚心、端本正是为学的头等大事，如果《大学》不以立志等事为头，那为何又要说“定、静”。相比程朱，陆王更能体会“知止”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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