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的“明德”观，批判性地吸收了朱熹的看法。他们都把“明德”作为“天命之性”来看待。朱熹曾说：“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29]又说：“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此仁义理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所以《大学》之道，必先明此明德。”[30]“明德”得之于天，并且为“光明正大者”，这明显就是说“天理”，即“天命之性”。朱熹反复强调，“明德”即“仁义礼智”是“性”。“德”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天命之性”受到“气质之性”的污染，所以《大学》首倡“明德”。
李光地“明德”为“性”的说法与朱熹完全一致，但与朱熹相比，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
明德即性也，以其得之于天，而昭明不昧，故谓之明德。德本明也，昏于气而蔽于物。学者，所以明之而已。[31]
又说：
“明德”指性不指心，“明明德”合知性、养性而言。[32]
这里李光地明确地表明了“明德即性”。“性”本来正大光明，因为受“气”所蔽，才昏暗不明，因此要“明德”。他在此处还指出“明德”的主体是学者，学者在“明德”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李光地对朱熹的说法也并不是一味的接受，他也有评判取舍。《朱子语类》载：(www.xing528.com)
问：“《大学注》言：‘其体虚灵不昧，其用鉴照不遗。’此两句是说心，是说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仔细看。”又问：“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许多道理，光明鉴照，毫发不差。”[33]
或问：“所谓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言？”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无一毫不明。”[34]
曾兴宗问：“如何是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许多道理在这里。本是个明底物事，初无暗昧，人得之则为德。”[35]
从朱熹所论可知，关于“明德”与“心”之间的关系，朱熹认为“德”存于“心”，“心”包含“德”。“德”是“心”中之“理”，“心”被“德”所主宰。“德”即“性”，这样也就是说朱熹是在论述心性之间的关系。既然说到心性，李光地以为朱熹此说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德”为心中之“理”，是“性”，并不是“心”，那么朱熹用“其体虚灵不昧，其用鉴照不遗”来解释“明德”就会导致他人误以为“明德”为“心”。如按朱熹所说，“德”之体为“虚灵”，用为“鉴照”，这似乎是在说“德”为“心”。如果是这样，“德”的本体是“空”，而不是“实”，这就可能流于佛教“明心”的弊病。他说：
朱子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是德乃得于心之理，非心也。《大学章句》解“明德”乃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却似心为“明德”。若“明德”是心，则“明明德”不疑为异氏明心之说乎？[36]
李光地的“明德”说取之于朱熹，但对朱熹所论也有批判，并指出朱熹与佛教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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