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例”指《春秋》在记事时对国或人等不同的称谓，从而形成的“例”，如称名、称字、称爵等等。
（一）诸侯兄弟称“字”，受君命则称“名”
闵公元年经：“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左传》：“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公羊传》：“其称‘季子’何？贤也。其言‘来归’何？喜之也。”“季子”即“成季友”，“季友”是其名，“季子”是字。《春秋》于人多称“名”，但这里称“字”。《左传》和《公羊传》认为这是对季友的褒扬。但李光地认为《春秋》中诸侯兄弟既可以称“字”，也可以在接受了诸侯之命，参与国政的条件下称“名”。他说：“‘季子来归’，以为旌其贤，亦可通。然诸侯兄弟，有称‘字’之例。以君命出入则‘名’之，君前臣名之义也。”[102]
他又举叔肸称“字”为例，叔肸为宣公母弟，宣公十七年经：“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据《左传》：“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谷梁传》：“其曰：公弟叔肸，贤之也。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以取贵乎《春秋》。”他说：
肸无列于朝，则“叔”非氏也。“叔”非氏，则是《春秋》字之也。内兄弟字者二，季子、叔肸是也，皆取贵于《春秋》者也。[103]
李光地认为“叔”是叔肸之字，这里称“字”是“取贵于《春秋》”。他这是遵从了《谷梁传》之说。
因此，李光地得出结论，认为春秋初期诸侯兄弟多称“字”，而后如受诸侯之命列于朝则称“名”，前者是为了表现“亲亲”，后者是为了表现“尊尊”上下等级之严。他说：
春秋初，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纪季、许叔之类是也。其后，率称公子，例已见前也。叙伯叔者，著亲亲之恩；系属籍者，寓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国命未移，故亲亲之词厚。其后也，世卿逾恣，故上下之语严。奉君命则曰兄弟而名之，对上之称也；杀若奔则曰兄弟而名之，存亲之实也。叔肸称公弟于其卒，无列也；季友字于其归，非对上之称，且贤之也。无列何以不称公子？则以为于时之公子未有不贵者也。[104]
可见，李光地这里并没有取褒贬之义。
（二）称“人”例
如宣公十五年经：“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宣公十六年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李光地认为宣公十五、十六两年，同是晋国讨伐其他国家，前者称“晋师”，后者称“晋人”，是因为前者师出有名，后者出师无名。他说：“灭赤狄、潞氏称‘晋师’，灭甲氏及留吁则称‘人’，前犹粗有名焉耳。”[105]
又如，文公十五年经：“秋，齐人侵我西鄙。……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李光地认为称“齐人”是对齐国的谴责，齐公子商人弑君自立[106]，不守王法。“诸侯盟于扈”之后称“齐侯”是据事直书。齐侯即指公子商人，他弑君而称侯，是明显违背礼法。商人弑君但其他诸侯却对之不加以讨伐[107]，可见当时制度的混乱。他说：“诸侯未盟扈之前，‘侵我西鄙’，曰‘齐人’；盟扈之后，‘侵我西鄙’，曰‘齐侯’，则见诸侯不讨商人弑君之罪。”[108]
（三）出则不名，归则名
李光地认为诸侯离开属国不写名，归国时则记载名，他举两例以证明其说。一为卫成公归国，僖公二十八年经：“卫侯[109]出奔楚。”此指鲁僖公二十八年夏，晋文公讨伐卫国，卫成公出逃至楚国。[110]卫成公于僖公三十年回到卫国，经记载：“卫侯郑归于卫。”据《左传》载：“卫侯使赂周歂、冶厪曰：‘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公入，祀先君。”二为卫献公归国。襄公十四年经：“己未，卫侯[111]出奔齐。”襄公二十六年经：“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卫成公与卫献公二人都是出国不书名，而归国书名。因此他说：“卫成公、献公皆出也不名，而复也名之。权衡自应如是，盖如是而后为平。”[112]
李光地指出国君出奔不名，有时是因为史籍淹没，名无可考证，他说：(www.xing528.com)
齐灭谭，楚灭弦，狄灭温，君奔皆不名。……窃疑谭、弦、温其国皆不他见，其君之名盖不可考也。滕、杞之属，屡与中国盟会，于其告卒也犹多失名，况谭、弦、温也。徐则与三国异，故得其名耳。[113]
李光地认为谭、弦、温等小国，与中原大国会盟，史书经常没有记载，国君名不可考。
他又指出“出则不名，归则名”也有“变例”。如“吴灭徐，徐子奔则名”[114]，昭公三十年经：“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他认为“徐子章羽书名”与例不符，是“义之所在”，“徐子章羽书名，恶其僭王自徐始也。”[115]
（四）乱臣贼子初称名，后称官爵、国、某国人、或盗
李光地指出《春秋》对于乱臣贼子先书名，而后不书其名，只以官爵、国、某国人或盗来称呼。他说：
乱臣贼子，初则削其籍，称其名，后乃称其爵，或称其国，或称某国人，或称盗。盖初则疾恶之至，绝之非其臣子也。既而并存其爵，若曰此为其某官，为其世子，而至为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甚少，焉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贼，皆如赵盾、崔抒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职，则弑君之贼必秉国钧，安肯以己行弑讣于诸侯？势必另举一人以实之。……不书其名，一以见阙疑之意，一以使后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则其人亦不能以归狱于他人而卸其罪。此等义例，信非圣人不能创。[116]
他认为先称名不称官爵，表示乱臣贼子不是君之臣子。而后不书名，只称官爵不是《春秋》有意替弑君者隐瞒，而是为了让后人明晓弑君者所作的恶事。如果直书其名，怕弑君者会用别人来顶替自己所犯的罪行，同时也可以使“后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以彰显乱臣的恶名。李光地这一解释牵强附会。《春秋》本于鲁史，而成书于众人之手，称谓不一致必然存在。
（五）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
李光地说《春秋》中有“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一例，他说：
《春秋》列侯皆僭爵……则卒也，以其班秩秩之。及其葬也，以其僭号称之。不以秩秩，则无以正其僭之非也。不以号称，则无以存其僭之实也。凡《春秋》书法多如此者。[117]
又说：
先正其罪，后纪其实。不书本爵，何以见其实？不著僭号，何以见其僭？前之义例已明，而后随其常称，两相印证，所谓‘微而显’也。此竟是《春秋》一通例。[118]
《春秋》在诸侯卒时称其本来的爵位，来表明其违背礼制。在诸侯葬时称其僭越的爵位，向后世表明其确实所犯之罪。李光地认为这就是杜预说的“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通过对文辞的稍加变化，以表达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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