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公羊》《谷梁》二传解释经文经常运用褒贬说，后经董仲舒、何休等人发挥，以至后来者都无法脱离“一字褒贬”。“一字褒贬”主张孔子“笔削”《春秋》，蕴含“大义”。
李光地认为孔子抄录鲁史而作《春秋》，有删改而没有增加。鲁史成于众手，遣词造句肯定会有差异，且年代久远又有阙文。所以，他对“褒贬”持否定态度。他说：“《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73]又说：“《春秋》一书，直是人生不可须臾离者。凡说夫子竟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是非褒贬，怎生峻厉，都是膜外话。夫子不过是该称君，该称臣，还你个本分便是。”[74]又说：“《春秋》皆是列国实事，有可考证，功罪易见，义理易明耳。《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说者谓《春秋》由事迹上推见人之心曲，所谓‘诛心’，其实非也。”[75]李光地主张《春秋》只是陈述事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经文并没有价值判断，褒贬之说往往是后人牵强附会。
李光地在解释《春秋》经文时，多不从褒贬之说，现兹举几例：
文公三年经：“秋，楚人围江。……冬……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文公四年经：“秋，楚人灭江。晋侯伐秦。”以上经文记载了江国被灭和晋侯讨伐秦国的过程。文公三年，楚国先包围江国，晋国派阳处父前去救援，但没有成功。第二年，江国被楚国所灭。据《左传》，晋侯讨伐秦国是发生于楚灭江之前，是为了报复之前的“王官之役”。但《春秋》却书“楚人灭江”置于“晋侯伐秦”之前。[76]李光地说：“书‘晋侯伐秦’于‘楚人灭江’之下，见其重于修怨，轻于救患，无攘却之善也。救江则遣处父，伐秦则身亲之，侯伯之职安在哉？于秦晋往复之间，非褒贬所系也。”[77]他指出这是《春秋》为彰显晋侯“重于修怨，轻于救患”，没有“善”行。晋侯救援江国只派遣自己的大夫，而报复秦国却亲自上阵，这是违背了自己的职责。因此这里面并没有褒贬[78]的含义。
宣公八年经：“仲遂卒于垂。”《公羊传》认为称“仲遂”不称“公子遂”，是对仲遂的贬斥，因为仲遂曾经杀文公太子赤[79]。“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为弑子赤贬。”李光地不同意《公羊传》的说法，他说：
仲遂之卒，不称公子，以为蒙前文，固也。然实于其殁也，名而绝之，如翚于隐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可以为褒贬。惠伯之不卒，必以为贬，可乎？名翚于隐朝，则意见矣。其不卒，或旧史失之，非义所在。[80]
他认为仲遂不称公子，是由于仲遂名字无可考，鲁史没有记载，这里没有褒贬。隐公四年“翚”[81]不称“公子”可为旁证，二者相同，都不含褒贬之义。
僖公十年经：“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公羊传》认为这里只记载荀息被杀，没有提及孔父、仇牧，是因为荀息比较贤明。李光地不同意《公羊传》的说法，他说：他认为荀息并不贤明，相反还有很多错误，孔父、仇牧、荀息三个人的死并没有异同，孔子只是据史直书。他又说荀息“不死于奚齐，更立卓而欲辅之，探先君之邪志，成骊氏之私人，《春秋》何取焉，不没其实焉尔”[82]。李光地指出既然荀息做了这么多不道德的事，《春秋》更不可能特意褒扬他。
荀息启伐虞之役，不谏申生之杀，导君不义，陷君不慈，区区拥立嬖孽而殉之，诚哉其匹夫匹妇之谅！孔父、仇牧、荀息，圣人据事书之耳。其死之优劣，考其事实可见，书法不得而异也。[83](www.xing528.com)
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一事。经载：“吴子使札来聘。”《公羊传》认为这里称吴国的君主为“吴子”[84]，称公子季札为“札”是对季札让出国君之位的褒扬：“传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但李光地认为这里并没有褒贬，《榕村语录》记载他与弟子之间的对话：
子札褒贬之说棼如，愚谓《春秋》于札无褒贬焉耳。褒贬者必于事，于来聘而褒贬其生平，远矣。札在国，必曰王子札也。其称于我，亦必其王子札也。《春秋》所恶于吴、楚而外之者，僭号焉耳；恶之故夷之，而加夷号焉，吴伯爵而子之者是也。故季子以诸侯兄弟之贵，降从术椒之例，夫亦恶乎其号也。或曰如楚大夫之称公子，不亦可乎？曰：始通也。[85]
李光地在阐释季札出使鲁国一事时，多从事实的角度来分析。他认为《春秋》不会通过“来聘”对季札进行评价。《春秋》恶吴楚僭号，故“子”之。季札在吴国自称“札”，因而出使他国也称“札”。
隐公十一年经：“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桓公二年经：“滕子来朝。”滕侯与滕子为一人，称谓不同，先称“侯”，后称“子”。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多有争论，杜预认为滕侯的爵位被周桓王所贬黜：“隐十一年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程颐、胡安国等人不同意杜预的观点，认为其中蕴含了孔子的褒贬之意。[86]李光地驳斥了程颐、胡安国、朱熹等人的说法，他认可杜预的观点[87]，他说：
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次年，桓公二年，即书“滕子”，杜预以为周天子贬之为子，伊川言滕后属楚，故贬称子。无论滕侯封于先王，夫子不得贬之，且荆楚后数十年始见于经，岂有以子孙之从夷，而豫贬其祖父之理？况考《春秋经》从楚者陈、蔡诸国，滕从未服事楚国，伊川之言未确。胡康侯知伊川之论不确，因改一论，以为桓公乃弑君之贼，而滕子首来朝，《春秋》恶之，故贬称子，以示罚。夫桓公身为篡弑，绝无诛讥，而来朝小国，遂贬其爵，已属不伦。且即如此说，来朝者贬之，终《春秋》皆称“滕子”，此又何说？岂有弑君之贼，世世子孙称公，而来朝之人，世世子孙皆从贬罚？《春秋》如此用刑，尚为圣人之书乎？朱子不信两说，以为当时诸候有自贬以轻赋者，故子产以邦本爵争供赋，此说亦不确。齐桓创伯，列国始有会盟征代之事，此时尚相隔许多年。滕此时并未有索赋之苦，何遽自贬？况隐公十一年滕、薛来朝，尚哓哓争长，方自崛强，岂肯于一年间即自贬称子？断无此事。仔细思之，惟杜预注是。[88]
李光地对程颐、胡安国、朱熹等人之说均提出反对意见。对程颐说，他指出楚国在此事之后十几年才见书于《春秋》，且滕从未服事于楚。胡安国以滕侯朝见弑君之人，所以贬称“子”，也不可信。《春秋》没有不贬斥弑君者，却贬朝见者的道理。他也不同意朱熹为了减轻税负而“自贬”的说法，他认为当时各大国并没有向滕索取赋税。他同意杜预说，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势力衰弱，但其作为天下共主的名义还在，虽然名不副实，但诸侯们还无法完全抛弃周王，需要周王册命。周王虽然对于大国无能为力，对一些弱小的国家还有一定的控制力。
哀公十二年，《春秋》经记载：“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传》认为把鲁昭公的夫人称为“孟子”有“讳”的含义。《公羊传》哀公十二年：“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李光地认为称孟子只是孔子“据实书”，并没有“讳”的含义。他说：“‘孟子卒’，《杂记》明明说‘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可见《春秋》据实书，而纷纷以为贬，以为讳，皆未必然。”[89]
综上所述，李光地从解经实践上对一直以来信奉的“一字褒贬”给予了否定。这就破除了《春秋》的神秘色彩，使得《春秋》回归学术本身，更加平实，而没有了牵强附会的毛病。“一字褒贬”阻碍了《春秋》学的发展，很多注疏家为了符合“一字褒贬”的体系，不得不曲解经文的本意，而李光地放弃这个说法，无疑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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