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认为“春王正月”是《春秋》全书的总纲领，关乎全书的理解，“此四字者不明，则全经不可得而读也。”[53]“《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54]他总结、批判了朱熹等人的看法后，提出“夏正、周正并行”，“四时之序亦夏周并行”两说。
（一）夏正、周正并行
关于《春秋》是否“改月”的问题，李光地对诸说“兼取焉尽之”[55]。他一方面认为《春秋》改月，“春王正月”的“正月”为周正，“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三正迭用，而建子为周制，故系之以王。《左传》以王为周王者是也。”[56]另一方面也认为《春秋》除“改月”用周正外，有时还不“改月”沿用夏正。他承袭了朱熹的“并行说”，“愚切思之，则朱子所谓并行者是也”[57]，把程颐的“改月不改时”之说与胡安国的“既不改月也不改时”之说糅合到一起。他举《诗经》《孟子》作为《春秋》夏正、周正并行的证据，他说：
《豳风》一诗，有一日、二日矣，是周正也；有七月、九月矣，又夏正也。《小雅》之诗，四月维夏，六月徂暑，是夏正也。《孟子》之书，十一月成杠，十二月成梁，又周正也。此其月数并行之征也。[58]
《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七月、九月是夏正，一之日、二之日是周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皮嘉佑说：“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者皆周正。”[59]《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郑笺：“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四月、六月是夏正。《孟子·离娄章句下》：“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里十一月、十二月是指周正。[60]
李光地认为《春秋》之所以把夏正与周正并行使用，是因为二者所起的作用不同。用周正，是为了宣示周代商而立，意味着服从周王的正统。用夏正，意味着服从天时，垂法后世。他说：“行周者以改正朔，示革命，故书时事，颁列国则用之。行夏者以殷天时，存古制，故作礼乐垂宪章则用之。”[61]又说：“用周制焉，所以示革命而一正朔也。……兼夏制焉，所以存古法而殷天时也。”[62]李光地此说与程颐“行夏时以立义”并无不同。
《春秋》记事采用周正，并且是改月的。[63]如桓公十四年经“春正月无冰”，成公元年经“春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如果这三个例子所用的是夏正，那么夏历正月天气已经开始变暖，而夏历二月更是春暖花开了，“无冰”还需要记载吗？另外，定公元年经“冬十月，陨霜杀菽”，如果是夏正十月，天气自然寒冷，更不会有菽存在。因此顾炎武说：“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64]《诗经》中确有夏正、周正并存的情况，但李光地以《诗经》佐证《春秋》，忽视了二者体裁的差别。《春秋》承袭鲁史，作为鲁国史书自然要用周正。《诗经》作为民间的诗歌总集，所以会有周正、夏正混用的情况。严杰《经义丛钞》：“王者之发号施令，与史臣之编年纪事，自宜画一，断无不用周正而反从夏正之理。惟民俗语言，习于夏正已久，偶有杂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诗》用周正，而‘春日迟迟’与‘秋日凄凄’‘冬日烈烈’不可以周正言；以抚时道景，于夏时为切也。”[65]应该说《春秋》经文中找不出用夏正之例，所以李光地以《春秋》夏正、周正并行是错误的。
（二）“四时之序亦周夏并行”(www.xing528.com)
对于《春秋》是否“改时”，李光地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一方面他认为改月必改时，持“月改则春移”[66]观点，“改时之说，虽寡征也，然月改则春移，盖亦一代之制。”[67]《春秋》是当代之书，用周正，则“春王正月”之“春”也必然是周之春而非夏之春，他说：在考量了诸家之说后，李光地不同意程颐与胡安国的“不改时”的观点，认为《春秋》所记时月与历史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不符，“名实乱矣”。但如果“改时”则要把“周之春”置于“周天子”之上，也不符合封建礼法。不“改时”意味着一切礼乐制度都要遵从上古的帝王，但《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历史，为后王垂法立宪之书，据“新鬼大故鬼小”的历史观，《春秋》也应该采用周代历法。所以他赞同“月改则春移”，即季节会随正朔的改变而改变。如商以建丑（夏历十二月）为正，则建丑之月就为春季的起始；周以建子（夏历十一月）为正，则建子之月就为春季的起始。“月改则春移”本身就没有道理，春、夏、秋、冬四季是指物候、天气等方面的变化，反映一定的自然规律。因此四季不会因为朝代更迭、历法改变而推移。李光地信从“月改则春移”，就是他的疏漏之处。
建子非春也，而冠之以春，从来诸儒说者不同。或谓月可改，时不可改。周人未尝以子为春也，孔子假此以见行夏之志尔。或谓月改则春移，实周人以子为春，而非夫子加之也。如前之说，则建子非春也，而以为春，名实乱矣。如后之说，则正王之正也，春亦王之春也。而升春于王，名实亦乖矣。然则何说之从？曰：春之不改者，礼乐制度所以因于百王也。春之移者，颁朔行令所以行于当代也。《春秋》当代之书，则以春移之说为近。[68]
李光地既然认为“春”为“周之春”，《春秋》又为尊周王而作，那么他说“春”字一定不是孔子所改，只是孔子因袭前人的结果。他说：“孔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大一统，故不独月数不敢改乎周，时序亦不敢改乎周也。盖自周先王之颁列国者则然，而孔子从而因之。”[69]他给出的理由是“春”为周正之春，是周王颁布向列国所颁布。如果“春”字为孔子所加，这与《春秋》尊王的本意相违背。
另一方面，李光地又认为程颐和胡安国的“不改时”之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意识到四季是固定的，“不因王制而改天之序”。他说：“《春秋》正月者，四时原不改，只是改正朔，以新人之耳目而已。……时之春夏秋冬，不因王制而改天之序也。”[70]又说：“‘夏时周月’之说，非之者辄引《泰誓》为据，胡文定援证自多。……盖春夏秋冬、仁礼义智、木火金水、东南西北、晓午昏暮，各有定位。……《秦书》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固不改时矣。”[71]可见，他又认为《春秋》记事不改时。他以为春夏秋冬四时与东西南北一样都是固定的，由上天决定，并不会改变。
李光地改时之说，发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为弥合这种抵牾，他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的“并行”说，认为“不独十二月数为周夏并行，盖四时之序亦周夏并行也”[72]。他认为《春秋》记事夏正、周正并行或可以讲通，然而又指夏时、周时并行就没有道理了。四时是固定的，并不会因历法改变而改变，他自己也说“不因王制而改天之序”，但这里他又说有所谓夏时与周时，可见他的《春秋》学说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矛盾。李光地的“春王正月”说，把程颐、胡安国、朱熹等人的学说融会至一处，然而这些学说互相之间存在矛盾，李光地全以“并行”理解，也不免使自己的学说陷入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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