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指出《春秋》记事具有史书记事的特点。
第一，《春秋》纪事内外有别，这正是史书记事的方法。他说：
凡会外大夫不书“公”，非讳也，存内外君臣之体，盖史法也。独会楚公子婴齐书“公”者，大夫之执国命旧矣，盟会征伐专之屡矣。独是役也，楚寇临境，臧孙不行，孟氏请赂，以忧贻君父，而使与强楚之大夫盟。不据事直书，则无以见大夫之罪也。[33]
在他看来，认为《春秋》记载会盟事，尤其当鲁公与其他诸侯国的大夫会盟，一般“不书公”。李光地认为这不是“避讳”而是存君臣之体的“史法”。但也有例外，成公二年经：“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这里就记载鲁国国君，这是因为，婴齐为楚国的令尹，执掌国政。《春秋》记载鲁成公与大夫婴齐会盟，是为了表现这种不符合礼法现象的存在。
第二，李光地认为《春秋》详略得当，叙事内容完整，恰好体现了史书记事的特点。他说：(www.xing528.com)
凡史例有详略，古史虽不可见，班、马以后，皆以人之贤否繁杀其词也。伯姬有贤行，旧史盖录之独详，故圣人因之。欲厚伯姬，不得不书伯姬之归，书伯姬之归，不得不书其始，皆缘末录本之义也。必皆以为讥非礼，过矣。媵，微事，犹书之，况纳币乎？[34]
李光地认为史书评价人物往往看重其品行道德，如一个人多做好事，史书就会详细记叙其事迹。成公八年经：“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卫人来媵。”成公九年经：“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春秋》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从宋公纳币到伯姬[35]去世的过程。从宋伯姬的记载上就可以看出，《春秋》是史书，在史料的选择和叙事的完整性方面都采用了史书的标准，“以人之贤否繁杀其词”“缘末录本”。
第三，《春秋》记事往往存异说。李光地又指出《春秋》记载事实，对无法确定准确日期的，往往会存两说。而存两说这种记录方法，正是鲁史记的一贯体例。襄公二十一年经：“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春秋》对于日食记载了两个日期，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鲁史官无法辨别那一说为误，所以只好全部记载，他说：“史官互也。简策所书非一人，有曰九月者，有曰十月者，有一误焉。而《春秋》谨所疑也，两书之尔。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盖此类。”[36]
总之，李光地对《春秋》记事特点的阐发，证明了自己“《春秋》为史”的看法，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经史关系的认识。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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