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对以上两说都没有尽信。他认为所谓“孔子作《春秋》”说确有可疑之处，他举四书没有记载作为证据。如果孔子作《春秋》，那为何《论语》《大学》《中庸》都没有提及呢？[6]他说：“孔子赞《周易》，修《春秋》，《论语》《学》《庸》内总不言及，不知传与何人。”[7]
李光地认为孔子修过《春秋》，但只是在鲁国史书基础上抄录，并删除一部分不符合礼教的内容。他说：“《春秋》因旧史，从赴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8]又说：“《春秋》……圣人不别作一书，即用现成鲁史，为之笔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过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9]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有所损而不能益”，只是删除一些材料而并没有改变鲁史原文，“夫子当初止因鲁史之旧”[10]。“笔削”并不是司马迁所说的“笔则笔、削则削”，“笔”是“抄录”，“削”是“删节”。
李光地觉得《春秋》是孔子经过抄录、删节而成，并没有改动，可见他认为《春秋》就为鲁史旧文。
第一，李光地从《春秋》记事用时的角度加以说明，他说：“古史书事，月日而已，无以时者，惟鲁之旧史名《春秋》，意者鲁史记事以时欤？”[11]李光地指出上古史书用日月记事，仅仅鲁史用时记事，从这点来看与《春秋》一致。《春秋》正是继承了鲁史“以时纪事”的方法。
第二，李光地从《春秋》文本中检寻证据。据《左传》记载，楚国曾屡次救援郑国，但《春秋》有时记“楚救郑”，有时没有任何记载。如僖公六年经：“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左传》：“秋，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这里《春秋》记“楚人围许”，《左传》解经认为是为了救郑。又如襄公十年经：“楚公子贞帅师救郑。”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有学者认为这正可以证明《春秋》经过孔子的删改，但李光地认为鲁史记原本就是如此，他说：
楚屡救郑，《传》说也。据此以求笔削之意，间有不通而强说者多矣。王仲淹所谓“弃经而任传”是也。今断之曰：“《传》事或不可尽信。或救而不及则不书，或诸侯恶而削其籍则亦不书也。当是时，楚、郑方与中国为敌，其兴师伐救之事不讣，可知但凭列国诸侯在会者之纪载耳。他时楚救，盖诸侯削之矣。独此既戍虎牢，则有扼吭拊背之势，故著楚救以叙功。旧史如此，非义理所系，因而不改也。”[12]
李光地以为仅仅凭借《左传》来证《春秋》是不对的，并且《左传》不能完全相信。在对待经与传的态度上，李光地更重视经文，反对“弃经而任传”的倾向。《春秋》之所以有时记载“救郑”，有时没有记，是因为“救而不及”或“诸侯恶而削其籍”，早在鲁史就是如此。另外，此处也并非关乎义理，孔子不会笔削，只是“因而不改”。
又如襄公十八年经：“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春秋》中书“同围”仅此一次，因此据这一点，学者多发挥其中的大义。[13]但李光地认为这是鲁国借助这次多国伐齐的机会报私怨，因此记载比较夸大，《春秋》只是继承了鲁国史书的写法。他说：“凡侵伐，围无书‘同’者。鲁为齐弱，未有若此数年之甚者也。藉晋摅怨，十二国之师，四面环之，鲁人盛大其事，而书‘同围’，《春秋》因之。”[14]
第三，昭公十二年经：“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公羊传》说孔子知道“伯于阳”是“公子阳生”之误，但孔子为了保留文本原貌没有加以修改。李光地据此推测孔子未必“修”或“作”过《春秋》，他说：(www.xing528.com)
古书于字句间不能无错，惟六经无错处。《春秋》于本文错者仍之，却无奈他何。孔子于“于阳”曰：“吾知之，此公子阳生也。”子贡曰：“既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孔子问人“如何以报德”及“如不知何”，都令人不能答。……《春秋》未经笔削，想亦是如此。[15]
李光地以为这是孔子抄录鲁史的明证。
李光地受到杜预学说的影响，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说：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16]
杜预认为《春秋》为鲁国的史书，其中保留了很多周代礼仪，随着时间推移，掌管《春秋》的史官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使得《春秋》存在诸多问题。面对这一情况，孔子对《春秋》进行了修正。一方面考辨原文的真伪，考证周代的礼仪。另一方面变换了原来的记事方法，使《春秋》记事合乎一定的规则，从而表现出涵义。对错误不大的之处，孔子采取了“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的方法。杜预说的“皆即用旧史”与李光地说“因旧史”是一致的，但杜预认为孔子改过《春秋》，这与李光地不同。
同时，李光地也吸收了王阳明的经说，王阳明说：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17]
王阳明认为《春秋》虽然称为孔子所“作”，但《春秋》还是鲁史记原文，“笔”的意思是“抄录”，“削”的意思是去掉繁复之词，只是删去而没有增加。李光地之说与王阳明说也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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