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的天人观与清初经学争议

《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蔡沈解释道：

天之聪明非有视听也，因民之视听以为聪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恶也，因民之好恶以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言天人一理，通达无间，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184]

在阐述天人关系时，蔡沈否定天的作用而抬高民的地位，他认为天并不具备所谓的“聪明”与“视听”。在蔡沈看来，民高于天，民的视听、好恶决定了天的视听、好恶。他提出民心即天理的命题。蔡沈强调民、民心在政治中的作用，民心不可违背。而程朱理学最高的范畴“天理”即“理”也存于“民心”之中。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也是比较大胆的。这是他对当权者的一种警告，希望统治者能够敬畏民、民心。

李光地出于对统治者的维护，他反对蔡沈的看法。他认为天高于民，天对民有绝对的控制力。天不仅知晓民的良知、良能，还可以辨别民性的善恶。他说：

典礼者，天之所以牖民，天聪明也。然于民之良知、良能，验之而已矣。命讨者，天之所以鉴民，天明畏也。然于民之善善、恶恶，征之而已矣。此天人无间之理，达乎上下者也，故顺天道则民安矣。^[185]

李光地尤其抨击蔡沈认为天无聪明、视听的看法，他说《蔡传》：

不能字字着实，其解“天聪明”二句，云：“天之聪明，非有视听；天之明威，非有好恶。”即以本书作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何以见得天无视听？“帝乃震怒”“皇天震怒”，何以见得天无好恶？其说之弊，直使人把天作胡涂物事，全凭人以为聪明好恶者然。蔡氏此等处，都似还未见到根源，所以未觉熨贴。^[186]

李光地认为天之聪明、明畏不来自民，天本身也有聪明、明畏，他举“帝乃震怒”“皇天震怒”作为证据。他所说是否有理，这里先不讨论，首先考察一下“天聪明”的含义。孔颖达疏：“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此即《泰誓》所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87]《诗·烝民》郑笺：“《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孔颖达疏：“引‘《书》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谓聪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恶与民同，引之者证天从民之意也。’”^[188]这句话是周武王伐纣时所提出的宣言，道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认为天之聪明来源于民之聪明，天之明威来自民之明威，就是说天的意志来自民的意志，民高于天。《孟子·万章上》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上几句都表达同一含义，表现出先秦的民本观。因此，李光地的天人观相比蔡沈而言是比较落后的，这不仅由于他所处的政治位置，更受制于他对此认识上的局限与不足，他对蔡沈天人之说加以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李光地对蔡传的“肇州”说、“陟方乃死”说、“声依永”说、天人关系说都进行了批判。首先，他认为“肇州”“封山”“浚川”都是指禹治水、整理十二州为九州之事。十二州即九州，禹治水应在舜划分十二州之后。其次，他结合朱熹之说与元明学者王充耕、朱升等人的观点，认为“方”是“方岳”之意，舜是死于南巡。再次，他认为五声分两种：“逐字之五声”与“全调之五声”，《蔡传》只是讲到了前一种，而没有说后一种。最后，他出于对统治者的维护，反对蔡沈的看法。他认为天高于民，天对民有绝对的控制力。天不仅知晓民的良知、良能，还可以辨别民性的善恶。李光地以上诸说，只有“陟方乃死”一说较为有理，其他说法或者缺乏凭据，或者在事理上无法讲通。李光地批评《蔡传》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风气使然。前文已经提到，元明学者热衷于批评《蔡传》，而李光地承元明以来的此种风气，对其展开了进一步的批评。二是李光地看出了《蔡传》中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这是他要竭力去除的内容，尤其表现在蔡沈对天人关系的解释上。三是李光地确实认为蔡沈的一些看法不妥。李光地批驳《蔡传》的目的，并不是想推翻《蔡传》，另起炉灶，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蔡传》。他自己也承认，《蔡传》仍然是历代《尚书》注释中最好的一部。

【注释】

[1]《全书》指《榕村全书》，清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刊刻，收有李光地的著作，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全集》指《李文贞公全集》，由周卿刊行于乾隆元年（1736）。《榕村全书》收38种、189卷，附录10种、49卷，比《李文贞公全集》多出《中庸四记》1卷、《春秋毁余》4卷、《榕村韵书》5卷、《榕村诗选》9卷、《墨程前选》2卷、《名文前选》6卷、《易义前选》5卷、《榕村续集》7卷。《李文贞公全集》比《榕村全书》多出《通书》1卷，周敦颐撰，朱熹注；《西铭》1卷，张载撰。（参见李秉乾：《李光地著作简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2]李清馥：《榕村谱录合考》卷下，67页a—68页b。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104页。

[4]《史记·儒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史记》卷121，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124—3125页。）

[5]伏生传《今文尚书》篇目的问题，《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记载为二十九篇，明清学者多同意这一观点。主要有三说：1.二十九篇中无《太誓》，而以《书序》当一篇，以明梅，清朱彝尊、陈寿祺、陈乔枞等人为代表。2.二十九篇中无《太誓》，而有自《顾命》分出《康王之诰》一篇，以江声、龚自珍、皮锡瑞、王先谦为代表。3.伏生二十九篇本有《太誓》，以王鸣盛、王引之为代表。但据刘起釪考证，伏生传今文《尚书》应为二十八篇。其篇目为：《虞书》：《尧典》《皋陶谟》，《夏书》：《禹贡》《甘誓》，《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鲜（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71页。）

[6]《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所载《移太常博士书》：“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汉书》卷36，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969页。）《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汉书》卷30，1706页。）据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郑康成注《书序》，这十六篇的篇目为：《虞夏书》：《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商书》：《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周书》：《武成》《旅獒》《冏命》。

[7]《隋书·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隋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915页。）

[8]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一事，据《经典释文·序录》载：“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1页。）

[9]伪《古文尚书》篇目共五十八篇，其中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为三十三篇，又伪造二十五篇篇目。于今文二十八篇中，分《顾命》与《康王之诰》为二，《盘庚》仍分上中下三篇，从《尧典》中分出《舜典》，《皋陶谟》中分出《益稷》。伪古文二十五篇篇目：《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大甲》三篇、《咸以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

[10]《四库全书总目》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101页。

[11]阎若璩之后也有多为学者继续深化了此项工作，如崔述的《古文尚书辨伪》，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丁晏的《尚书余论》，都论证了伪古文为伪书。

[12]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袁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成就试论》，《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2期。杨绪敏：《明清辨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4期。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范立舟、臧俊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

[13]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7页。

[14]朱熹的辨伪思想，上承吴棫，下启梅、阎若璩。吴棫著《书裨传》13卷，其中记载了吴棫的辨伪思想。朱熹说：“近看吴才老说《胤征》《康诰》《梓材》等篇，辨证极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决，复为序文所牵，亦殊觉费力耳。”（《答吕伯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497页。）梅说：“吴氏、朱子、吴先生三大儒之论如此，凡皆迥出常情，洞烛真伪，无所因袭之见，此所以为豪杰圣贤也。”（《古文二十五篇》，《尚书考异》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1页。）又说：“今按朱子之见，诚为超迈；朱子之言，诚为精当。”（《尚书考异》卷1，《朱子语录》，13页。）阎若璩说《尚书古文疏证》“不过从朱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耳”。（张穆：《阎若璩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123页。）

[1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1，2538页。

[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5，3152页。

[1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3425页。

[1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633页。

[1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33页。

[20]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220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3页。

[22]王国维认为这种文字是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周秦间东土之文字”，“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王国维：《战国时期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外二种）》卷7，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86页。）

[23]除了朱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怀疑。如吴棫说：“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转引自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598页。）吴澄说：“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集补掇，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目录》，《书纂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7页。）

[2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5，3153页。

[2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25页。

[2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26页。

[27]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09页。

[28]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续语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592页。

[29]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1，109页。

[30]李光地：《尚书古今文辨》，《榕村全集》卷17，268页。

[31]李光地：《尚书古今文辨》，《榕村全集》卷17，268页。

[32]班固：《汉书·儒林传》卷88，3603页。

[33]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7，649页。

[3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28—2629页。

[35]孔颖达疏：“昔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上《孔氏传》，犹阙《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传。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已下为《舜典》之初。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氏传》古文《舜典》亦类太康中书，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兴以罪致戮。至隋开皇初，购求遗典，始得之。”《经典释文·舜典音义》：“相承云梅赜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经典释文》，145页。）《舜典音义》：“此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阮孝绪《七录》亦云。然方兴本或此下更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徳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异，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经典释文》，145页。）《经典释文·序录》：“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航头买得，上之。”（《经典释文》，32页。）《史通·古今正史》：“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07页。）

[36]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202—203页。

[37]惠栋说：“伏生《尚书》无《舜典》，自‘曰若稽古’‘帝尧至陟方乃死’皆《尧典》也。《古文尚书》原书亦如此，故司马迁撰《史记》，郑康成、王子雍注《尚书》皆以‘慎征五典’已下为尧试舜之文。《孟子》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明言《尧典》。梅氏本于‘慎征五典’已下别为《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于藏拙也，不显与《孟子》相刺谬乎？”（《古文尚书考》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7页。）

[3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2，207页。

[39]李光地：《二典》，《榕村全集》，卷17，274页。

[40]近年有学者从认同《书序》之说，认为《尧典》与《舜典》应为两篇。张岩说：“今本《尚书》中《尧典》《舜典》在内容方面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叙述单元；前者主叙尧事，后者主叙舜事。……二典之分，不仅并无大谬不然者，且于文理、事理都要比合在一起更加恰当。”（《审核古文〈尚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65页。）

[41]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103页。

[42]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34页。

[43]李光地：《禹皋二谟》，《榕村全集》卷18，274页。

[44]李光地：《禹皋二谟》，《榕村全集》卷18，274页。

[45]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3页。

[46]阮元校刻：《尚书正义》，56页。

[47]李光地：《禹皋二谟》，《榕村全集》卷18，274页。

[48]郑玄《诗·秦谱》：“尧时有伯翳者，实皋陶之子，佐禹治水。”孔颖达疏：“益是皋陶之子。”

[4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83页。

[50]关于伯益及皋陶的关系，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262页。

[51]李光地：《禹皋二谟》，《榕村全集》卷18，275页。

[52]《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学者认为《大禹谟》中记载禹征苗民确有所本，属于先秦文献。参见周苇风：《〈尚书·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的时代归属问题》，《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

[53]参见惠栋：《古书尚书考》卷下，71—73页。

[54]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2页。

[55]阮元校刻：《尚书正义》，52页。

[56]阮元校刻：《尚书正义》，52页。

[57]参见蔡沈：《书序辨说》（《书集传》卷末）。康有为：《书序辨伪》，《新学伪经考》卷1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23—373页。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74—78页。崔适：《书序》，《史记探源》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2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71—573页。

[5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2，206页。

[59]李光地：《尚书古今文辨》，《榕村全集》卷17，268页。

[60]朱熹：《答杨元范》，《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0，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288—2289页。

[61]朱熹：《答吴斗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9，2838页。

[62]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6页。

[6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1，《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26页。

[6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2，364页。

[6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71页。

[6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367页。

[6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5，3180页。

[6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65页。

[69]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页。

[70]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9—30页。

[71]以“虞廷十六字”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并非始于朱熹，如杨时说：“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执之？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非言论所及也。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授惟中而已。”（胡宏：《答胡德辉问》，《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32页。）林之奇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尧、舜、禹三圣人相授受之际，发明其道学之要以相畀付者”。（《尚书全解》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86页。）史浩说：“（舜）于是告之以历代圣人所传之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尚书讲义》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92页。）

[7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8，1857页。

[73]朱熹：《答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1586页。

[74]余英时认为：“伪古文《大禹谟》有所谓十六字心传，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又叫做‘虞廷传心’或‘二帝传心’，是陆、王一派最喜欢讲的。明末的王学家尤其常常援引它。‘人心’‘道心’的分别虽然朱子有时也引用，但朱子是不谈‘传心’的，因为这个说法和禅宗的‘单传心印’太相似了。而且，朱子又是最早怀疑《古文尚书》乃后世伪书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这十六字传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据点，但对程、朱的理学而言，却最多只有边缘的价值。”（《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48页）亦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赵刚说：“我们认为，在程朱、陆王两派学者心目中，“虞廷十六字”的份量与地位是不一致的，具体地说，它对程朱理学的意义远远比陆王心学更重要，这与余英时先生的估计恰恰相反。”（《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6期。）

[75]梅：《尚书考异》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页。

[76]余英时认为阎若璩考证“虞廷十六字”“还另有一层哲学的动机”。阎若璩“基本哲学立场则却为尊程、朱而黜陆、王。因此《疏证》中时有攻击陆、王的议论，并于‘十六字心传’为伪作一点郑重致意”，“有意识地借辨伪的方式来推翻陆、王心学的经典根据”。（《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论戴震与章学诚》，349页。）

[77]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122页。

[7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80页。

[79]黄宗羲：《南雷文定前后三四集》，《南雷文定三集》卷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20页。

[8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2，206页。此处李光地把黄宗羲与毛奇龄一道列为反对“虞廷十六字”的一派，这种说法有误。毛奇龄主张伪《古文尚书》为真。他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辩驳阎若璩的观点。《四库全书总目》说：“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皮锡瑞也说：“毛务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古文，而毛以为伪孔可信。”（《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06页。）毛奇龄自己也说：“今六经之重不止一鼎，《古文》为二帝、三王之书，又不止《毛诗》《左氏》《公》《谷》《周礼》《仪礼》《礼记》诸经之比。向亦惟卫经心切，诚恐伪之果足以乱真，故任此无何之言而姑且耐之，一经指正，即悛除不暇。此如清君侧之奸者，其称兵直前，以为君侧有奸耳，君侧无奸，则此兵向君矣，而可乎？夫圣经无可非而非之，诐士也。君侧无奸而忽指之为有奸者，谗人也。尔乃辨之愈明，来攻者愈急，宁以兵向君，而必不敢向谗人，宁得罪圣经，而必不敢得罪此宋元间非圣毁经之诐士，此则何解？”（《寄阎潜丘古文尚书冤词书》，《书》卷5，《西河合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44—145页。）既然毛奇龄以伪《古文尚书》为真，他自然也维护“虞廷十六字”。毛奇龄驳斥认为“虞廷十六字”为《荀子·解蔽》篇引《道经》之说，他说：“此正古《尚书》经之尊称也。古以为帝《典》、王《谟》其相授之语，实出自轩黄以来相传之大道，故称《道经》。此如《易通卦验》云：‘燧人在伏羲前置刻《道经》，以开三皇、五帝之书。’故孔氏《书序》亦有云《三坟》为‘大道’，《五典》为‘常道’，皆以‘道’名，可验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属之舜之诏词，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注者曰：‘此《虞书》语。’此与《论语》所云‘舜亦命禹’正同。盖道经之名创自燧人。谁谓轩黄即老、列乎？若谓‘允执其中’《论语》只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伪，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马融作《忠经》时即引其文，非东晋梅氏所能假也。”又说：“况‘人心’四句蝉联而下，并非逐句搀造者，何则？‘惟精惟一’句在《荀子》无其文也。乃荀子虽不引《书》文，而直引书意以为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有两而能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语而由绎其旨。一则精两则不精，惟精惟一从人心，二句而一气训释。在《荀子》必不逆知后世人必有伪造‘精一’语者，而先为此悬空之解。在伪造《书》文者亦必不求合荀子之意，故作此‘精一’语以曲实其说。盖《荀子》惟解经，故可引经文，亦可论经意。若伪造《书》者谓其撮人成语则有之，谓自造成语以合人意旨则万无此事，何则？我造伪《尚书》，不造真《荀子》也。人稍有知能领会此意，则亦可扪朕舌矣！”（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07—808页。）

[81]李光地：《尚书古今文辨》，《榕村全集》卷17，267—268页。

[82]李光地：《观澜录》，《榕村全集》卷1，47页。

[83]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9，683页。

[84]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9，683页。

[85]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9，683页。

[86]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9，683页。

[87]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8，675页。

[88]据张穆《阎若璩年谱》所录李光地《阎若璩小传》有：“‘康熙癸巳八月’，年月据阎氏所藏传稿补。”（《阎若璩年谱》，135页。）

[89]李光地：《榕村全集》卷33，456—457页。

[90]据《李文贞公年谱》：“三十七年戊寅，公年五十七……十二月以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使巡抚直隶。”（《李文贞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六十三辑，第62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17页。）(www.xing528.com)

[91]李光地：《榕村全集》卷33，456—457页。

[92]阎若璩：《潜邱札记》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487页。对于阎若璩与汪琬争论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99—302页。李圣华：《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93]李光地：《榕村全集》卷33，456—457页。

[94]李光地：《榕村全集》卷33，456—457页。

[95]洛书最初见于《易传》。《易传·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汉书》卷6，160—161页。）《汉书·五行志》：“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汉书·沟洫志》：“谷永以为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汉书·李寻传》：“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汉书·五行志》载：“刘歆以为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汉书》卷27，1315—1316页。）

[96]夏侯昌始《洪范五行传》、许商《五行论》、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刘歆《五行传说》、班固《汉书·五行志》。

[97]陈抟以数为图、书的理论保存在《龙图序》（见《宋文鉴》）中，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说：“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朱震《汉上易传》、朱熹《周易本义》、蔡沈《书集传》都附有洛书，由一到九个数字排列而成，不直接用数字，而改用各数的黑白点子，据《系辞》“天一第二……天九地十”之说，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用白点，二四六八为阴数，用黑点，称为“戴九履一之图”。宋代学者亦有不信洛书、五行者，如林之奇说：“自汉以来儒者往往拘于河图、洛书之说，以天锡禹以九畴者，盖其文自洛而出，故禹因而次第，遂谓天之锡禹《洪范》九畴，自‘初一曰五行’以下皆是龟背所负之文，或以为六十五字，或以为三十八字，或以为二十七字，其说虽时有不同，是皆以为龟背所负之文，诚有如五行等字，禹次之以为《洪范》，某窃以为不然。”（《尚书全解》卷24，451页。）

[98]黄宗羲说：“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扼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易学象数论》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页。）黄宗炎说：“《河图》《洛书》乃地理方册，载山川之险夷，壤赋之高下，与五等、六等班爵授禄之制度，若《禹贡》《王制》之类，特因儒者好为神奇，愈作怪妄，愈失真实矣。”（《图学辨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737页。）毛奇龄认为洛书即《乾凿度》“太乙下九宫法”，毛奇龄说：“夫其合于阴阳十五之数者何也？则以坎之在北也，坎数一，则履一也；坤之在南也，坤数九，则戴九也。震位东，数三，则为左三；巽位西，数七，则为右七；离二西南，兑四东南，则二为右肩，四为左肩，乾六西北，艮八东北，则六为右足，八为左足，中央无卦偶为太乙之所息，则其数五为太乙之数，而太乙四周不复再息于中央而上升紫宫，则太乙之数，亦止于五数而无十数焉。惟无十，则中宫得合八卦而可定为九；惟无十，则四正四维从衡延袤，皆可减三分之十而定为十五。所谓创太乙下九宫之法，以合之阴阳十五之数，其说凿凿。”（《河图洛书原舛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605—606页。）胡渭说：“宋以后图书之说，亦复与画鬼魅无异。盖东序之河图，天锡之洛书，世无其器，任意写之，无所不可。”（《易图明辨》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57页。）

[99]据《李文贞公年谱》：“（康熙）三年甲辰，公二十三岁，始注《洪范》。”（李清植：《李文真公年谱》，16页。）又：“三十九年庚辰……是岁《洪范》初稿成。”（同上书，136页。）又：“四十九年庚寅，公六十九岁……八月《洪范》再稿成。”（同上书，202页。）

[100]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2。

[10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190页。

[102]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2，134页。

[103]李光地：《洪范说序》，《榕村全集》卷10，179页。

[104]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79页。

[105]蔡沈：《书经集传》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26页。

[106]王国维《陈宝说》：“大训，盖篆刻古之谟训于玉。”（《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9页。）

[107]李光地：《洪范说》，清康熙戊子（1708）刊本。

[10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1，190页。

[109]李光地：《榕村全集》卷9，158页。

[110]何泽恒认为：“‘参天两地’与‘参天二地’同义，‘参’‘两’非数字，而是比拟、副二之意。”（《〈易传〉‘参天两地’训义检讨》，《台大中文学报》，2012年第36期。）

[111]阮元校刻：《周易兼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82页。

[112]“大衍筮法”本质上是一个运用数字4的同余知识求得36、32、28、24之数，也就是9、8、7、6所代表的老阳、少阴、少阳、少阴四爻象的数学方法。（于宝成：《〈周易〉“大衍之数”略论》，《求索》，2007年第10期。）参见高亨：《高亨〈周易〉九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56—58页。

[113]阮元校刻：《周易兼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82页。

[114]阮元校刻：《周易兼义》，182页。

[115]阮元校刻：《周易兼义》，182页。

[116]张载：《参两》，《正蒙》，《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10页。

[117]《周髀算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5页。

[118]邵雍：《观物外篇上》，《皇极经世书》卷13，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511页。

[119]朱熹：《周易本义》，《周易说卦传第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53页。

[120]李光地：《论参天两地》，《周易通论》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593页。

[121]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2，141页。

[122]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2，141页。

[123]李光地：《洪范说》，清康熙戊子（1708）刊本。

[124]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2，141页。

[125]邵雍：《观物外篇上》，《皇极经世书》卷13，511页。

[126]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9，287—288页。

[127]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2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931页。

[128]李光地：《论参天两地》，《周易通论》卷4，594页。

[129]对五行的研究主要有：梁启超认为五行为“五种应行之道……与后世五行说绝不相蒙盖无疑”。又说五行“不过将物质区为五类，言其功用与性质尔，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1923年20卷10号）吕思勉认为阴阳五行之说早以有之，不似梁启超所说始于邹衍。（《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1923年20卷20号。）栾调甫认为五行相克之说早以有之，又说五行为黄帝所创，“五行当然为金木水火土绝不容有疑义”。（《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15号。）刘节认为五行说即战国时邹衍一辈人的学说。（《洪范疏证》，《东方杂志》，1923年25卷2号）顾颉刚认为五行说即是邹衍的学说。（《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大学学报》，1930年第1期。）范文澜认为五行观念的产生与人类最初的计数方式有关。（《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史学年报》，1931年第3期。）刘起釪认为五行指天上的五星。（《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331—357页；《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1979年第7辑。）胡化凯认为五行与古代计数方法有关。（《五行起源新探》，《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

[130]对《洪范》一文的成书时间，有刘节的“战国之末”说（《尚书疏证》），刘起釪的“商代说”（《〈洪范〉成书》时代考》，《尚书学要论》。），童书业的“战国初期说”（《五行起源说讨论》，《童书业史籍考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陈梦家以为不早于战国（《尚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金景芳尚有“西周说”（《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哲学研究》，1976年第6期。）

[131]《墨子·经说下》：“五行无常胜，说在宜。”《淮南子·地形训》：“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淮南子·天文训》：“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132]董仲舒《春秋繁露》多言五行，仅列篇目如下：五行对第三十八，五行之义第四十二，五行相生第五十八，五行相胜第五十九，五行逆顺第六十，治水五行第六十一，治乱五行第六十二，五行变救第六十三，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133]李光地：《洪范说》，清康熙戊子（1708）刊本。

[134]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2，135页。

[135]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2，135页。

[136]李光地：《洪范说》，清康熙戊子（1708）刊本。

[137]李光地：《洪范说》，清康熙戊子（1708）刊本。

[138]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9页。

[139]《宋史·蔡元定附子沈传》：“沈字仲默，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沈。《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沈也。’沈受父师之托，沈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宋史》卷434，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2876页。）四库馆臣也说：“《书集传》六卷，宋蔡沈撰。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事迹附载《宋史》元定传。庆元己未，朱子属沈作书传，至嘉定己巳书成。”（《提要》，《书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页。）

[140]黄震：《黄氏日钞》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4页。

[141]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82，1546页。

[142]如元代陈栎《尚书集传纂疏》、董鼎《书传集录纂注》、陈凯师《蔡传旁通》、朱祖义《尚书句解》，明代胡广《书经大全》、王樵《尚书日记》等。

[143]如《元史·选举志》记载有关元代的科举：“考试程式：汉人、南人第一场……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疏注，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元史》卷81，《志第三十一·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2019页。）同样《明史》也记载：“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明史》卷70，《志第四十六·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694页。）

[144]《清朝文献通考》卷47，《选举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5301页。

[145]刘起釪认为《书集传》的优点主要有三：“一是总结了宋学的成就，把众多的宋儒经说择其精华融入自己书中，使人有胜义纷纭之感，觉得它是朱熹嫡派的代表作；二是以“理”为断，把字句内容作合“理”的解释，比起汉唐经说中许多牵强的、陈腐的、勉强比附于圣道王功的解释，使人耳目一新，感到切情餍理；三是文字功夫较好……其书叙述通畅简易，为学者所乐于接受。”（《尚书学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245页。）

[146]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85，1590页。

[147]朱鹤龄：《尚书埤传序》，《愚庵小集》卷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677页。

[148]《四库全书总目》说《书传会选》：“此编凡《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经义考》引马明衡《尚书疑义自序》说：“孔安国、颖达用意虽勤，其于大道概未有闻。蔡氏仲默承文公之训，义理大有发明。然愚从而求之，谓其悉可以得圣人之心而达圣人之道，则不敢以自诡也。故凡于所明而无疑者从蔡氏，其有所疑于心而不敢茍从者，辄录为篇。”（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88，1650页。）《经义考》引袁仁《尚书砭蔡篇自序》：“余弱冠时曾诵壁经正文，至是始取蔡氏阅之，则悖理者种种也。因博考先儒旧说，参以已意，正其谬误，揭之家塾。”（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90，1676页。）《四库全书总目》说《尚书稗疏》：“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149]《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注贯事也。”

[150]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40页。

[151]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41页。

[152]蔡沈：《书经集传》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0页。

[153]蔡沈：《书经集传》卷1，10页。

[15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52页。

[15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52页。

[156]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3，340—341页。

[15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2，209页。

[158]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1，105页。

[159]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1，105页。

[160]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3，340—341页。

[161]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11页。

[162]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55页。

[163]顾炎武：《九州》，《日知录校注》卷22，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1202页。

[164]顾炎武：《九州》，《日知录校注》卷22，1203页。

[165]顾炎武：《九州》，《日知录校注》卷22，1204—1205页。

[166]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56页。

[167]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古史论文集》卷8，《顾颉刚全集》第8册，68—69页。

[168]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古史论文集》卷5，《顾颉刚全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64页。

[169]陈梦家：《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58页。

[17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156页。

[171]《汉书·地理志》卷28，1523页。

[172]《汉书·谷永杜邺传》卷85，3448—3449页。

[173]关于“陟方乃死”历代学者的观点参见刘起釪的《陟方乃死解》一文。（《尚书学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250—261页。）

[174]《史记·五帝本纪》卷1，44页。

[175]韩愈：《黄陵庙碑》，《韩昌黎文集》卷7，496—497页。

[17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2651—2652页。

[177]蔡沈：《书经集传》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页。

[178]王充耕说：“‘陟方乃死’为巡守而死之说为是，以后面周公教成王‘以诘戎兵，陟禹迹’推之可见。盖欲成王整点六师巡守方国，则以陟方为巡守何疑。”（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上，清《通志堂经解》本）“明朱升《尚书旁注》释‘方’为‘方岳’，在其书之经文旁简注云：‘巡守而升方岳。’”（转引自刘起釪《陟方乃死解》，《尚书学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251页。）

[179]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1，109页。

[180]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47页。

[181]蔡沈：《书经集传》卷1，13页。

[18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2，211页。

[183]王力说：“古人把宫商角徵羽称为五声或五音，大致相当于现代音乐简谱上1（Do）2（Re）3（Me）4（Sol）5（La）。从宫到羽，按照音的高低排列起来，形成一个五声音阶。”（《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810页。）

[184]蔡沈：《书经集传》卷1，20页。

[185]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卷1，115页。

[18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4页。

[187]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3页。

[188]阮元校刻：《毛诗正义》，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