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129]最初见于《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洪范》篇[130]中也提到五行，《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并认为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材质。《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春秋至西汉初这段时间，“五行说”又有变化，出现一套“五行相生、五行相克”[131]理论，从此西汉开始盛行以五行、灾异、谶纬等附会《洪范》篇，使之披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如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许商《五行论》、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刘歆《五行学说》、班固《汉书·五行志》以及董仲舒五行说[132]，逐渐把《洪范》打造成汉代阴阳五行说的主要经典。
李光地反对西汉以来以“阴阳五行说”附会洛书。他说：“昔之言五行者，于经未有也，始见于《洪范》而已。后世因之，其术盖详，托言出于炎黄之书，然皆方技杂流不可尽信。”[133]李光地认识到后世所说五行都是阴阳五行家发挥演绎的，并非《洪范》中“五行”一词的本义。李光地认为先秦的五行是比较朴素、平实，并没有那么多神秘色彩。他说：“五行者，天道民事之首。”[134]又说：
水、火者，气也，故一曰水，二曰火。木、金，质也，故三曰木，四曰金。土者兼载五行，故五曰土。润下之类，因其性以取其用也。作咸之类，于用之中而指其最切者也。诗云：“民之质矣，日用饮食。”非五行而物何以生哉？[135]
又说：
五行之所为也……则人生所托、民用所需，无一日之可杂离者，故其下文但以功用、气味言之。润下，能润下也；炎上，能炎上也；曲直，能曲能直也；从革，能从能革也；稼穑，可稼可穑也。润下则用以滋润荡涤；炎上则用以焚燎烹饪；曲直则斫削矫揉，无所不宜；从革则陶范镕化无所不可；稼穑则无之自生至成，皆赖之而其利博矣。[136](www.xing528.com)
又说：
箕子释《洪范》之文而衍其义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释文也，水曰润下，以衍义也，后皆考仿此。箕子言禹叙畴所以始于五行者，正以其有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之功，及五味之性，生民资之，以日用饮食不可须臾离也。或曰五行者，造化万物之本，此仅以其用言之。[137]
李光地指出“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上天之所以赐禹五行，是因为五行关乎“民用之事”。先秦生产力比较低下，生存成为第一要务。五行作为五种材质，其特性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能够满足人生存所需，因此，上天才赐禹五行，并位于“九畴”之首，因此他说：“五行之所为也……则人生所托，民用所需，无一日之可杂离者。”“生民资之，以日用饮食不可须臾离也。或曰五行者，造化万物之本，此仅以其用言之。”李光地所阐述比较符合五行本意。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左传》文公七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十一年：“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杜预注：“金、木、水、火、土五者为物，用久则必有敝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五行与“民用”确实有很大的关联。《尚书大传》也载：“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后世也有学者持此说，蒋伯潜说：“夏代所奉行之‘五行说’之大概，‘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水火金木土五者之性，亦即五者之用也。”[138]
综上所述，李光地论《洪范》，汉宋兼采，取汉儒说，认为洛书就是“洪范九畴”，训《顾命》之“大训”为“洪范九畴”、为洛书。又取邵雍、蔡沈之说，以“数图”解洛书，认为“参天两地”即洛书之实质，“参”即“三”，“两”即“二”，“参天两地”在他看来并非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的意味。他亦不赞成以“五行说”附会《洪范》。《洪范》中所谓“五行”不是汉儒所说“五行”。五行原意是与古人的生产、生活有关，并没有神秘色彩。李光地与浙东史学学派很多看法都不相同，双方往往针锋相对。因此，他的这些主张，很多是针对清初黄宗羲等人对洛书的怀疑而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宋儒对洛书的论述。而他的“五行说”可以看出，他的经说并没有流于空虚，更多事趋“实”的，这也符合清初的学术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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