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提出“参天两地”说来解释洛书，他说：“洛书只以‘参天两地’‘三才’言，天下之理数尽此矣。”[108]又说：“书者，‘参天两地’之数，中五为人位。《洪范》之建皇极，而‘参天二地’者，理取诸此也。……《洪范》之效天法地，而成位乎其中者，理亦备诸此也。”[109]他指出“参天两地”可以囊括天地之理与数，《洪范》由天所赐，自然也不脱离这个概念，因此，要理解李光地的洛书之学，关键要理解他所说的“参天两地”的内涵。[110]
“参天两地”一语见于《周易·说卦》，文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该句说明了圣人作《易》的过程，“参天两地”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圣人经过“参天两地而倚数”从而“立卦”“生爻”，最终达到穷理尽性的目的。
对于“参天两地”作何解，历来有不同说法。孔颖达疏引郑玄注：“天地之数，备于十，乃三之以天，两之以地而倚，托大衍之数五十也。必三之以天，两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载。欲极于数，庶得吉凶之审也。古之奇偶亦以三两言之，且以两是偶数之始，三是奇数之初，故也。”[111]郑玄认为“参”即“三”，“两”即“二”，用“参”代表天，“两”代表“地”与古人“天三覆，地二载”的观念有关。另外，上古三是奇数之始，二是偶数之始，《周易·系辞传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因此“参天两地”就是天地之数“十”与天“三”地“二”之和的乘积，即“大衍之数五十”。《周易·系辞传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112]孔颖达也同意郑玄说，孔颖达疏：“倚，立也，既用蓍求卦，其揲蓍所得取奇数于天，偶数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数，故曰‘参天两地而倚数’也。”[113]
孔颖达疏引马融、王肃注：“五位相合，以阴从阳。天得三合，谓一三与五也。地得两合，谓二与四也。”[114]马融、王肃认为所谓“参天”是一、三、五三数之和，“两地”是二、四两数之和，正好得出九、六，老阳、老阴之数。
韩康伯注：“参，奇也。两，偶也。”[115]韩康伯认为一、二、三、四、五，五个数中，有三个天数一、三、五，是奇数，两个地数二、四是偶数。“参天两地”即从天数与地数的奇、偶个数而言。
张载认为“参天”是说“太极与两仪”。“两地”是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固定对立的两面，如刚柔、男女等。他说：“地所以两分，刚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116]《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张载的“参天两地”说指的是事物的本体。
《周髀算经》：“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赵爽注：“圆径一而周三。”[117]邵雍也说：“圆者径一围……方者径一围四。”[118]因此朱熹认为“参天两地”与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参天”指天是圆形，径一周三，圆的周长是直径的三倍。“两地”指地为正方形，径一围四，正方形的周长是边长的四倍。他说：“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故参天而为三。方者一而围四，四合二偶，故两地而为二数。”[119]
面对众说纷纭，李光地认为郑玄之说可信。他觉得“参天两地”之意为：“参”即“三”，“两”即“二”。三为天数起始，二为地数起始。他之所以认为天数始于“三”，地数的始于“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他说：
盖以理言之，天之数常兼乎地之数，故以天一并地二而为三也；以算言之，一一相乘，其数不行，二二而后有四，三三而后有九，故天数起于三，地数起于二也；以象言之，天圆地方。凡圆者，皆以三而成，故设三点于此，无论疏密斜正，求其交会之心，而规运之皆可作圆也。方者，皆以二而成，故设二点于此，亦无论疏密斜正，直其折连之角而矩度之，皆可作方也。[120]
就义理而言，太极与阴阳两仪而为三。就数术而言，天数一三七九，地数二四六八，皆由三、二发展而来。“一者数之始，而非数也，故乘除之算不行焉。乘除之算自三二起，故《易》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凡奇，皆天也。凡偶，皆地也。”[121]就象形而言，天圆地方，三点而成圆，两点而成方。“天圆地方，象之始，数之本也。圆以一为根，以三为体。方以二为根，以四为体。凡有三点，求其交会之心，而周之，即圆一者，其心之一点也。凡有四点，求其直折之角而布之，乃方二者，其角之两线也。此规矩所从生，万形所自出，万法所由起。”[122]因此李光地认为“三”“二”之数即“参”“两”。“参”“两”形成天地之数，其意义非同一般。
李光地以“参天两地”来论洛书，“参天两地”而成天地之数，天数与地数相配，组成洛书。至于天数与地数具体配合的方法，他说：
洛书之数，其四奇居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则参天之数也。其四偶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转，则两地之数也。……其数则自二而四，四而八……故其数则自一而三，三而九。[123](www.xing528.com)
又说：
洛书之数，奇居四正，天之位也，偶居四隅，地之位也。三自东方而左旋以相乘，八从三也，故亦左旋也。二自西南而右转以相因，七从二也故亦右转也。此二者东西之纬数也。一自北方相乘而不易，六从一也，故亦不易也。四自东南相乘而以对，九从四也故亦以对也。此二者南北之经数也。凡偶乘奇不能得奇，故皆得其合数。东旋西回北枢，南向日月之行，天地之道尽矣。[124]
他认为一三九七，天数位于南西北东四个方向，而地数二四八六位于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方向。一乘三得三，三乘三得九，以三顺时针相乘。二乘二得四，四乘二得八，以二逆时针相乘。李光地把一三九的公约数认为是“参天”，二四八的公约数认为是“两地”，但他的这套看法并不完善，其中七与六就无法融入到其中。
李光地的洛书之学受宋儒影响很大，尤其受到邵雍与蔡沈两人的影响。从前文可见，李光地“参天两地”说本之郑玄说，另外他把“天圆地方”说引入“洛书”中就与邵雍的学说类似，而以奇偶、阴阳等概念来立论则与蔡沈的看法吻合。
李光地认为天圆地方为“参天两地”之象，而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也说：
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125]
李光地认为天数为一三九七，地数二四八六，而邵雍说河图之数即天数，洛书之数即地数。邵雍认为伏羲、文王根据天数与地数，并仿照天圆、地方的外在象形而作《周易》与《洪范》。邵雍此说即李光地“参天两地”对应“天圆地方”的根据。李光地对邵雍之学也极为佩服，他在《记邵子观物内外篇》中说：“邵子之学最精，其功最大者，在发明先天卦画次第。其经世、观物，自成一家。经非附义，道不纯师，谓之邵氏之《易》，可矣。”[126]
另一位对李光地“洛书”学说有影响的当属蔡沈。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自序说：可见，蔡沈所著《洪范皇极内外篇》，核心即为象数，多数都采用方圆、奇偶、阴阳等立论。
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数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易》更四圣而象已著，《范》锡神禹而数不传。[127]
综上所述，“三”“二”两个数字不仅是洛书滥觞，更是世间所有道理、象形的源头，也可以说是天地万物之本。李光地“参天两地”是指世界万物的本原，因此洛书也就与事物的本原联系起来。“参天两地”在他的思想中含有本体论的意味，“万理、万象、万数备矣，莫不自‘参天两地’而来”[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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