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对洛书的存在深信不疑。在洛书解说上，他承汉儒之说，认为洛书为上天赐给禹，禹凭借洛书而作“洪范九畴”，他说：“‘洪范九畴’者，自后锡禹洛书而追论之也。锡洛书之意，是命禹作‘洪范九畴’，故直以‘洪范九畴’目之。”[100]可见他认为洛书即是“洪范九畴”。他进而指出朱熹对洛书的认识态度也有转变。他说：
《法言》云：“万类错杂，必衷诸天。群言淆乱，必折诸圣。”河图、洛书如何形状？自汉以后，宋以前无有也。惟班孟坚《五行志》有“自一至十，八卦是也；自一至九，洛书是也”略可考据。至陈希夷后，始传河洛及先天之图。朱子《答王子合》尚以先天图为不足信，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后见蔡季通，始改九为洛书，十为河图，而叹先天为最精。朱子于大根大源处已透，又心虚而大，故一闻合理之言，便从而信之。今日既有朱子以为依归，何必重加根寻，自取扰乱？且说道理，必不能如朱子之精，考据源流，必不能如朱子之确，以折群言之淆乱可也。[101]
李光地称洛书的具体形制在汉宋之间已经失传，只有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指出《尚书·洪范》中的“九畴”就是洛书的本文。后经过陈抟、蔡元定、朱熹等人，洛书才流传至今。朱熹初不信汉儒，后又改变态度认为“洪范九畴”确是洛书。既然朱子都相信洛书的存在，而后人在义理和考据上都没有超过朱熹，那么怀疑洛书就是不必要的。
李光地解说《尚书·顾命》篇中所讲“大训”就是“洪范九畴”，即洛书。他说：“《洪范》者，大法也，意即《顾命》所谓‘大训’者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其学皆兴于殷之末世，周人世守，与‘天球’‘赤刀’并列焉。”[102]又说：“《洪范》之书，文虽少而与四圣之《易》并传。先儒释《洪范》为大法，意《顾命》所谓火训，与河图俱陈者即此是也。”[103]“洪范九畴”是治国大法，“大训”其含义也是大法。又据《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大训”与河图并列，所以李光地认为“大训”就是洛书。伪《孔传》：“大训，《虞书》典谟。”孔颖达疏：“‘大训，《虞书》典谟。’王肃亦以为然。郑云：‘大训，谓礼法，先王德教。’”[104]《书集传》：“大训，三皇五帝之书，训诰亦在焉。文武之训亦曰大训。”[105]伪《孔传》说、孔颖达引郑玄说、蔡沈说都认为“大训”二典、二谟，并没有提到“洪范九畴”，李光地以“大训”为“洪范九畴”，为洛书应是他的新说。[106](www.xing528.com)
李光地还指出，在传承洛书上，汉儒与朱熹的功劳最大，他说：
仲尼既殁，《易》道湮废，自卦爻之词，昭然具存，固已尽失其义。又况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无惑乎其不传也。汉之儒者，虽不能晓畅精微，而守之未失。至于有宋，经学为盛，而异言转多。刘牧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比之旧传，正为颠倒。欧阳修不信《大传》，遂与河图、洛书皆以为赝而并弃之。惟朱子表章发明，而图书始显。然元以来，挟异见而滋群疑者，尚不胜其纷拿，故四千余年理义象数之宗，书契文字之祖，以至于今昧昧也。[107]
李光地认为汉儒虽然没有什么发明，但还可以作到保留洛书的原貌，但从宋代刘牧、欧阳修开始，学者开始怀疑洛书，并逐渐把洛书废弃不用，直到由朱熹的重新提倡与阐发，“河洛”才又复于当世，孔子之意才昭明天下。李光地阐述了洛书存在的合理性，又感叹对洛书异见纷纷，以至于真相不传。这明显是有指而发，针对辨伪派对洛书的怀疑而说的。他同意汉儒，以“洪范九畴”为洛书，为洛书存在找到了文本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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