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与清初经学：维护虞廷十六字地位

从上可知，“虞廷十六字”为程朱理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经过孟子、韩愈、程颐、朱熹等人的提倡和发挥，从中演化出的学术概念影响了后来诸多学者。只要探讨程朱理学，无不认同“虞廷十六字”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如果没有“虞廷十六字”，程朱理学在学理上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它是程朱理学大厦底部一块最为重要的基石。^[74]那么可以想象，这块基石一旦被破坏，对程朱理学而言是何等致命。明清时，开始有人质疑“虞廷十六字”的真实性。面对这种情况，李光地自然要挺身维护，与当时攻击“虞廷十六字”的阎若璩、黄宗羲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一）明清学者对“虞廷十六字”的辨伪

明代学者梅首倡“虞廷十六字”为伪，他认为“虞廷十六字”剿袭自《荀子·解蔽》与《论语·尧曰》，他说：

“允执厥中”，尧之言也，见《论语·尧曰第二十》……自今考之，惟“允执厥中”一句为圣人之言。其余三言盖出《荀子》，而钞略掇拾胶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解蔽》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卿称“《道经》曰”，初未尝以为舜之言。作古文者见其首称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为二“惟”字而直以为大舜之言。杨倞为之分疏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其言似矣。至于“惟精惟一”，则直钞略荀卿前后文字。……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精之至也不贰。”又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于田、精于市、精于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下文有曰：“好义者众矣，而舜之独传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又曰：“蚊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来也。^[75]

梅所说主要有这样几层含义：一、“允执厥中”是尧之言，见于《论语·尧曰》，此外的十二字都是从《荀子》中改字、拼凑而来。二、《荀子》所引《道经》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伪古文作者把两个“之”字改成了“惟”字。三、“惟精惟一”抄袭自《荀子》其他的文字。

梅之后一百多年，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在书中也力辟“虞廷十六字”为伪^[76]。他说道：

二十五篇之书，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其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77]

阎若璩也指出“虞廷十六字”出自《论语》《荀子》。“虞廷十六字”并不是《荀子》引用《大禹谟》的文字，因为《荀子》引《尚书》均冠以“书曰”或篇名，不可能“独引《大禹谟》”改为“《道经》”，可见是伪古文抄袭《荀子》所引《道经》。梅与阎若璩的工作还仅仅停留在文本考辨上，并没有过多涉及思想层面。他们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辨伪工作对程朱理学的巨大打击。不过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梁启超在谈及阎若璩时曾评价道：“百诗的《尚书古文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78]

其实早于梁启超，与阎若璩同时的黄宗羲就已经指出辨伪“虞廷十六字”对程朱理学的打击。黄宗羲在其给阎若璩所作《尚书古文疏证序》中说：

忆吾友朱康流谓余曰：“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渊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绝矣，而可伪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节目，从上皆突兀过去。‘允执厥中’本之《论语》，‘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论语》曰‘舜亦以命禹’，则舜之所言者即尧之所言也。若于尧之言有所增加，《论语》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恶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恶，‘惟微’者此理散殊无有形象，必择之至精而后始与我一，故矫饰之论生焉。后之儒者于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觉，理则在于天地万物，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移换，便是‘允执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则此十六字者，其为理学之蠧甚矣。”^[79]

黄宗羲认为“虞廷十六字”是抄袭别书而成。他指出儒家历来只讲人心而不讲道心，《荀子·道经》中说的人心、道心阐发了人性恶的宗旨，而程朱以此来比附天理、人欲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虞廷十六字”为伪，那么二程、朱熹等人所说的人心、道心、道统论就成了海市蜃楼，完全没有存在的事实依据。黄宗羲直指“虞廷十六字”为“理学之蠧”。这些话点明了程朱理学是构建在虚构文本上的，这样程朱理学在学理上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二）驳阎若璩、黄宗羲之说

对阎若璩、黄宗羲的辨伪“虞廷十六字”，进而攻击程朱的作法，李光地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首先，李光地对黄宗羲、阎若璩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说：“黄梨洲、毛大可辈，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辄肆谈议，至‘虞廷十六字’亦辟之。”^[80]又说：“近年学者，则毁诟尤甚焉，其语殆不足述。”^[81]他甚至认为黄宗羲“因缘微猜，毁道蔑圣，臆决哆张，此学者之大病也。”^[82]他指出学说不可能尽善尽美，只要“理”不错就可以。《古文尚书》于细微处有错误很正常，只要“大节”不亏就可以。李光地对浙东学派攻击《古文尚书》《周礼》很不满。他说：“浙东人又是一种学问，如黄梨洲、万充宗、季野，淮人阎百诗辈，《古文尚书》《周礼》两部书便是他们仇敌。人做人、做文章，谁能尽好？看是甚么事，甚么话。朱子文字也有平常的，只是肤浅，没甚紧要精采便了，决无悖理伤道。如人，他事有出入，不伤。此人曾不孝其父母，残贼其兄弟，纵他后来勋业弥天地，也难着推奖。”^[83]李光地说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不同，是“另一种学问”，只是专门考证他人书中错误，而对义理没有贡献。

其次，李光地从学理上批判黄宗羲等人，他指出认为“虞廷十六字”为《荀子》所引《道经》尤其错误，他说：

黄梨洲……至论“人心惟危”四句，为魏晋人假造，但观《尧曰》章，只有“允执其中”一语可见，魏晋人因荀子说性恶，故曰“人心惟危”；荀子说礼伪，故曰“道心惟微”；荀子说考索数语，故曰“惟精惟一”。荒唐至此。心与性何涉？又况有“人”字在。心、危又与恶何涉？道与礼何涉？荀子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此为伪，不是说“道心微”，又与伪何涉？况孔子明说“操则存，舍则亡”，岂非危乎？人著此等议论，谁复论其他！^[84]

黄宗羲指“虞廷十六字”源于《荀子》，可以从《荀子》所表达的思想中得到印证。荀子持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心惟危”正是讲性恶；荀子说“礼伪”，“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道心惟微”即讲“礼伪”；荀子说“考索”，即讲“惟精惟一”。李光地认为黄宗羲所说“荒唐至此”，“心危”不代表“性恶”，“心”只是“性”的外壳，况且“人心”与“人性”也不同。荀子说“礼伪”，是讲礼仪制度是后天人为的，天理微妙，不易体会，与“礼伪”没有关系。李光地说“人心惟危”并没有问题，孔子也说“操则存，舍则亡”，这就是“人心危”的明证。对“虞廷十六字”的辨伪始于梅、阎若璩，黄宗羲只是复述了以上二人之说，但李光地把主要矛头对准黄宗羲，可见后者攻击程朱理学的作法是李光地无法忍受的。(www.xing528.com)

最后，李光地认为虽然社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有些道理亘古不变，不应受到怀疑和翻案，他说：

古是此天地日月，今亦是此天地日月；古是此人物，今亦此人物。若说是一定的，唐、虞是一样，三代亦是一样；五霸是一样，汉、唐、宋、元、明又是一样。男女饮食何尝有二，只是各人，故是不同。道理只是这个道理，一番讲求一番新。乌能辨去定理定主，翻案方为新异乎？^[85]

李光地讲的“道理”应该指“人性”。无论历史如何演变，作为历史的推动者的人却没有变，人性、人心也没有变。无论是三皇五帝，还是春秋五霸，亦或是后来秦皇、汉武都是一样的。因此，后人推翻前人的说法应该慎重。

（三）对阎若璩与黄宗羲不同的评价

虽然黄宗羲与阎若璩都攻击“虞廷十六字”，但李光地对二人的态度有显著不同。他对黄宗羲一味贬斥，认为黄宗羲学问肤浅，喜欢攻击先儒，好立异说。他说：“黄梨洲乙卯年为典试徐果亭、钱塘令许有三延请讲学，便讲《泰卦》。谓此卦是指祭祀，牵强没道理，还是小儿戏语。”^[86]“浙中学问，大抵好诋诃先儒，黄梨洲其尤者。”^[87]李光地对阎若璩却多有褒奖，甚至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88]还专门为阎若璩作传。

从传文可见，李光地与阎若璩未有私交，只读过其书，所以才有“曩抚直隶，先生尝邮致所著书数种，得披读焉”^[89]之语，可见李光地是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90]任直隶巡抚时，二人有过简单的交流。

李光地指出当世学者只重视辞章之学而忽视了经史考证。阎若璩恰好在经学上作出了成绩。他说：

今之学者，大抵搜华撷卉，为文辞之用而已。至于字义故实，书文形声，尚未有留意讲考于其间者。若大者为遗经源流、礼典同异，细而地名山川、史载人物，真赝是非之迹，则岂徒以朴学置之，抑其恶赜就简，而自恬于讹陋。呜呼，文武之道，岂有小大哉！万一朝廷举行石渠之典，吾知众籍罗奏而莫之措辞，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学极博，论极核，间有出新意、扫沿说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据依。^[91]

他说阎若璩之学在大的方面可以考证“遗经源流”“礼典异同”，小的方面可以分辨“地名山川”“字义故实”“书文形声”，评价阎若璩“学极博，论极核”。

汪琬著有《古今五服考异》一书，阎若璩曾多次指出其中的错误，二人争论颇多，阎若璩说：“汪氏婉与予论《丧服》京师，不合，颇闻其盛气。既而归，近且合刊正续稿，悉改而从我。”^[92]汪、阎的争辩在清初应在学者中广为流传，对此事李光地认为阎若璩说的比较正确，他说：

赵赞善志其与汪钝翁难丧礼事。昔者眉山苏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门人为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令有如先生历引古义，折以通礼，彼不得于言者，岂能无愧！^[93]

李光地十分佩服阎若璩在经史考据上的成就，认为阎若璩议论精到，在学术上屡出创见，并且学有本源。他说：

余尝慨夫，老成日远，旧学雕伤，晚出后生，益将无所考质。自余登朝后，识面者长洲顾宁人、宣城梅定九、鄞县万季野，知名者尚有三数辈，而先生其一也。诸君子者皆博极群书，能以著述自通于后，中间有专门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让也。今惟定九尚老而康，时致音问，余则皆零落不可复见，每览《周易》硕果之辞，《大雅》典型之诗，俯仰斯文不胜寤叹。^[94]

他断言在经学不振的情况下，除顾炎武、梅文鼎、万斯同外，就当推阎若璩可以传承经史之学。这是对阎若璩很高的评价。李光地虽然自己不擅长经史考据，但他对考据之学并不排斥，这从他对阎若璩的评价中就可以窥见端倪。另外，李光地推崇阎若璩而批驳黄宗羲，更有可能是因为黄宗羲辨伪《古文尚书》的目的是攻击程朱理学，而阎若璩就是比较单纯的考据，而对于前者，李光地是无法容忍的。

综上所述，黄宗羲与李光地对“虞廷十六字”关于程朱理学的重大意义都有清楚的认识。因此，双方的争辩主要围绕此点展开。梅、黄宗羲、阎若璩等人经过辨伪，认为该文剿袭自《荀子·解蔽》与《论语·尧曰》。李光地立即对黄、阎等人进行了猛烈驳斥，进而对浙东学派也进行了批评，力主“虞廷十六字”不伪。他主要提出三点意见：一、“虞廷十六字”于大节上不亏，有小瑕疵不可避免。二、黄宗羲所辨“虞廷十六字”出自《荀子》没有道理。“虞廷十六字”的“人心危”不代表“人性恶”。三、世事无常，道理有常，“虞廷十六字”正是亘古不变之道。李光地对黄宗羲等人的反驳是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上，更多地从“理”“性”等概念与范畴出发，而非通过文字考据对黄、阎加以驳斥，双方既然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自然也无法对话。不能说李光地之说完全无理，但他如果希望驳倒辨伪派，自然也要从文字考据入手，才能服人之心，而自说自话，只能取得自己学派的认同。李光地为了维护程朱理学，主动面对辨伪派的责难，虽然他的反击多少有些无力，但在一定程度也维护了程朱理学。从他对黄宗羲、阎若璩不同的论断可以看出，李光地并非反对考据，而是反对以考据为手段攻击程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