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辨伪派中，朱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4]。李光地要维护《古文尚书》的地位，必然要对朱熹质疑《古文尚书》的学说加以反驳。他反驳朱熹主要是从辨《孔序》和伪古文文字两方面入手的。
（一）驳朱熹《孔安国序》为伪说
伪《古文尚书》全书前有孔安国所作序，称《孔安国序》或《大序》。朱熹认为《孔安国序》不是孔安国作，而是魏晋人作，他说：“尝疑今《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15]又说：“今按此《序》不类西汉文字，疑或后人所托。”[16]又说：“安国《序》亦绝非西汉文章。”[17]朱熹从语言风格上认定《孔安国序》为魏晋六朝人伪作。他说：“《书序》细弱，只似魏晋人文字。”[18]又说：“《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19]
李光地不同意朱熹的看法，他认为《孔安国序》文为真，至于文风，他也不认同朱子所说与魏晋六朝的风格相似。他认为孔安国的文风自成一格，自有家法，与西汉与魏晋间的文章风格皆不相同。据《榕村语录》载李光地与弟子之间的问答：
问：“孔安国《尚书序》朱子嫌其不古，果不似汉人文字耶？”曰：“不似西汉，亦不似魏晋间文字。西汉人于义理不甚晓畅透彻，其笔势蒙绕见古处，正多是他胡涂处。某却不敢疑此《序》。三代以来，惟洙泗另是一体雪白文章，条理分明。安国家法如此，焉知非其笔？”[20]
朱熹从西汉文风的角度来证明《孔安国序》为伪。其方法是用普遍性来验证特殊性，从全体来推及个体。朱熹认为孔安国与西汉文风应该一致，如不一致就证明《孔序》为伪，但李光地认为西汉、魏晋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对义理重视不够，文章的思想性不强。而《孔安国序》恰好能够表达义理，有很强的思想性，这与魏晋、西汉有显著的区别。但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而孔安国的文风亦有可能与当时有异，仅仅从文风上不能证明《孔序》为伪。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风，个人著作受时代所限，一般也不会脱离那个时代，即便有所差异，也不会太大。所以，孔安国的文字与西汉的文风也不会有太多的出入。朱熹以文风来辨伪，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后来梁启超就说：“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绝非三代以上之文。”[21]
（二）驳“伪《古文尚书》文字不古”说
《今文尚书》用通行隶书书写，《古文尚书》用大篆等古文[22]书写。按照常理，古文应比较难于理解，但朱熹发现伪《古文尚书》反而简单易读，而《今文尚书》却晦涩难懂，他对此感到十分不解。[23]朱熹认为伏生传承《尚书》经文时不应该舍易求难，恰好记住了难读之文，对容易的反而没有记忆，这不符合常理。他说：“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24]又说：“孔壁所出《尚书》，如《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25]“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26]
李光地不同意此说，他认为伪《古文尚书》并非伪书，他指出《今文尚书》所以难，在于伏生不识隶书，晁错不识古文，而且二人所讲方言也不同。因此，晁错向伏生学习《今文尚书》的过程中，无法更好的交流，才产生了错误。《今文尚书》辗转晁错之口传之后世，最终造成后人无法准确理解。他说：
《书》别古今文者，《书》本百篇，方秦焚经，伏生壁藏之，及汉初禁除，求之才得二十八篇，以教授齐鲁间，文帝遣晁错从受焉。然错不识科斗，而生不通隶字，以口相传，齐语多难晓者，错用意属读而已。[27](www.xing528.com)
又说：
《尚书》今文，晁错从伏生女子口授。当由伏生不识隶字，晁错不识古文，听受之间，传写易误，故今文反梗涩难读。[28]
李光地坚持认为《今文尚书》晦涩是由于传抄过程中存在错误造成的。伪《古文尚书》比较易读，是由于使用今文传之后世，并且在随后流传中，后世学者又不断地修改、删减和润色。他说：
前儒疑今文多诘屈，而古文尽平易。……意自参校孔壁书时，遇不可读，即未免删添，其后又久秘不出。更东汉至晋，《书》始萌芽，传者私窃窜一二字，复恐不免矣，以此古文从顺者多。[29]
又说：
至于孔壁之反易，则有由也。盖其甚难者，孔氏既以不可悉知，而还之书府矣，则其传者皆可知者也，此其所以易也。……孔壁之书，自其校出之时，间或增减，以通文意者有之。而其书又藏久而后显，安必传者之无润色于其间哉？故易者愈易。然则古文云者，疑其有增减润色，而不尽四代之完文，理或有之矣。谓其纯为伪书者，末学之肤浅小人而无忌惮者也。[30]
李光地也承认伪《古文尚书》有后人改窜之处，“传者私窃窜一二字”“不尽四代之完文”，但如果说它“纯为伪书者”也不是事实。对于伪古文经过后人改窜一事，辨伪派往往对此加以攻击，李光地反而从这一点论证伪古文较易的原因，又说伪古文改窜或曾有之，但说全伪则不可。这不免是回护之辞。李光地与辨伪派对于何为伪书的理解不同，李光地以为仅凭文字有增添，不能证明伪古文就是伪书。
对于朱熹所指，为何伏生记住了较难的今文，对较易的古文反而遗忘。李光地以常情推之，认为对于比较难记的今文，人们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背诵。而对于比较容易记诵的古文，反而容易忽略。他说：“若夫朱子之疑，则愚尝窃思之，人之于书也，其钩棘聱牙者，则诵数必多，诵数多者，其著心必坚，牢而永久。安知伏生之偏得其难者之非因难而得乎哉？”[31]
李光地从《尚书》流传过程来分析古易、今难，也非确论，只是其一家之言。第一，认为孔安国选择比较容易的经文传之后世，缺乏相关证据，现在看来只是李光地的臆测。第二，说伏生不懂隶书似乎也无法成立。伏生作为当时著名学者，为何其学生晁错懂得隶书，他却不懂，这不符合常理。第三，李光地说“齐语多难晓者”来自《汉书·儒林传》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语：“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32]这句话其实是古文派贬低今文派的说法，并不可信。第四，从上文论述可知，李光地也同意《古文尚书》曾被后人改窜，“《古文尚书》其大经大法，微言奥旨，只认定有一《古文尚书》在，而字句之琢饰，经魏晋之手，则略而不论可也。”[33]然而改窜却不是伪书，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因此，李光地对于朱熹的疑问，并没有很好解决，解释显得牵强附会。其实朱熹对这个问题也有回答，他认为《尚书》有两种体裁，一种比较易懂，一种较为难懂：“《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某恐如《盘庚》《周诰》《多方》《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毕命》《微子之命》《君陈》《君牙》《冏命》之属，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之所不晓。今人之所不晓者，未必不当时之人却识其词义也。”[34]李光地对《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文字难易的解释，其最终的目标是证伪《古文尚书》为真，而在结论本来就是错误的情况下，怎样辩护都会显得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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