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李光地对以上三种说法都不满意，那么他认为“《诗》亡”是指什么呢？在他看来，“《诗》亡”是指“《风》《雅》皆亡”，“《风》《雅》”是指《诗序》及郑玄所说的“正《风》、正《雅》”。《诗经》中的正《风》、正《雅》皆亡，如今所存都为变《风》、变《雅》。他说：
所谓《诗》亡者，《风》《雅》俱亡也。盖东迁以后，天子不巡守，则采风视俗以行庆让之典废，而《风》亡矣。今《邶》《鄘》以下有东周之诗，乃列国自流传者，非太师所采，是以不得谓之正《风》也。诸侯不述职，则燕劳训戒以宣恩威之典废，而《雅》亡矣。今自厉宣以后皆谓之变《雅》，而不得为正《雅》，况东迁乎？故所谓“《诗》亡”者，正《风》、正《雅》亡，则谓之《风》《雅》俱亡可也。[177]
李光地认为平王东迁，周天子权威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列国争霸，天下大乱，巡守、述职等制度无法持续，因此正《风》、正《雅》皆亡，而《诗经》所存都为变《风》，变《雅》。有感于此，孔子才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
他在“《诗》亡”说上借鉴了《诗序》的“《风》《雅》正变”说。《诗序》说：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178]
《诗序》指出变《风》、变《雅》之作，完全取决于王道之衰，政治昏乱。但《诗序》只是说变《风》、变《雅》作，并没有说正《风》、正《雅》是否不传。郑玄《诗谱序》载：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179]
郑玄《诗谱序》继承《诗序》说，也同意政治兴衰是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区分的分水岭。文、武、成、康时期的为正《风》、正《雅》，从西周懿王、夷王开始至春秋陈灵公时期是变《风》、变《雅》。孔颖达疏也阐述了郑玄的这种看法：
《谱》云“夷身失礼，懿始受谮”，则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变《雅》始于厉王，无夷、懿之《雅》者，盖孔子录而不得，或有而不足录也。……王道衰，诸侯有变《风》，王道盛，诸侯无正《风》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诸侯之力，不得有正《风》；王道既衰，政出诸侯，善恶在于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恶则民怨，善则民喜，故各从其国，有美刺之变《风》也。[180]
无论是《诗序》还是郑玄、孔颖达都认为国家政治与“《风》《雅》正变”有极大关系，《诗序》与郑玄都没有谈到正《风》、正《雅》在东周是否存在的问题，孔颖达首先提到了。孔颖达疏：“无夷、懿之《雅》者，盖孔子录而不得，或有而不足录也。”西周懿王、夷王时已经没有变《雅》，之前的正《雅》更不会记录了。他又认为“王道盛，诸侯无正《风》”。西周时，政治统一，正《风》只掌握在周王手中，诸侯无权掌握。东周以后，政出诸侯，所以诸侯有权“以《风》化下”，但这已经不是正《风》，而是变《风》。
可见，李光地的“正《风》、正《雅》皆亡”说，是本自孔颖达，而他把政治兴衰与“《风》《雅》正变”相联系，与《诗序》、郑玄是一脉相承的。但他以政治兴衰作为划分“《风》《雅》正变”的标准也有问题。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批评道：“《风》《雅》之正变，惟以政教之得失为分。政教诚失，虽作于盛时，非正也。政教诚得，虽作于衰时，非变也。论诗者但即诗之美刺观之，而不必计其时焉可也。”[181]论诗不应过分拘泥于政治兴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比较恰当的。
综上所述，从李光地对“《诗》亡”三说的辩证可知，他与朱熹、顾炎武等人在《风》《雅》《颂》写作时间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朱熹等人从郑玄说，认为《雅》《颂》为西周之诗，《风》为东周之诗。而李光地认为《风》《雅》《颂》写作的时间在西周与东周都有，不能一概以平王东迁作为划分。他一方面通过《风》《雅》的来源加以论证，一方面又考证具体篇章的写作时间，进而证明了己说。可见，李光地对“《诗》亡”说的辩证，纠正了自汉儒以来的成说，具有独创性。另外，他指出“《诗》亡”为“正《风》、正《雅》皆亡”，是他从《诗序》、郑玄、孔颖达发展而来的看法，可见他虽然批评汉儒、宋儒，但对认为有益的诗说也加以吸收利用，表现出融会众说的学风。
【注释】
[1]班固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708页。）
[2]郑玄《六艺论》：“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圣贤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孔颖达《诗谱序正义》引，《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56页。）
[3]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卷47，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936页。
[4]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页。
[5]欧阳修：《诗图总序》，《诗本义》卷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01页。
[6]邵雍：《观物篇五十六》，《皇极经世书》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038页。
[7]邵雍：《伊川击壤集序》，吕祖谦：《宋文鉴》卷8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29页。
[8]程颐：《论语解》，《河南程氏经说》卷6，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140页。
[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2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798页。
[1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23，798页。
[1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4，1203页。
[1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4，1204页。
[13]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4，《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45页。
[14]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24页。
[15]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续语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856页。
[16]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834页。
[17]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3，596页。
[18]李光地：《注解正蒙》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400页。
[19]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3，596页。
[2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3页。
[21]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5页。
[22]李光地：《诗所》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9页。
[23]夏传才认为孔子删《诗》的三个标准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不语怪力乱神”（《同上》），“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论语·为政》）。（《诗经研究史概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35页。）
[2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6页。
[2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41页。
[26]李光地：《诗所》卷1，22页。
[2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4—25页。
[28]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46页。
[29]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88页、306页。
[30]参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554页。
[31]顾起元：《吕氏家塾读书记序》，《经义考新校》卷1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000页。
[32]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册，390页。
[33]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32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371页。
[34]朱熹：《诗序辨说》，《诗集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65—366页。
[35]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74页。
[36]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390页。
[37]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390页。
[38]朱熹：《诗序辨说》，《诗集传》，364页。
[39]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3371页。
[40]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4，345页。
[4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4页。
[42]李光地：《朱吕说诗论》，《榕村全集》卷15，243页。
[43]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4，345页。
[44]李光地：《读论语札记》卷上，《榕村四书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46页。
[45]朱熹：《论语集注》卷7，《四书章句集注》，178页。
[46]朱熹：《论语集注》卷5，《四书章句集注》，140页。
[47]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4，345页。
[48]李光地：《读论语札记》卷上，《榕村四书说》，46页。
[49]李光地：《读论语札记》卷上，《榕村四书说》，46页。
[50]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4，345页。
[5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4页。
[5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4页。
[53]李光地：《朱吕说诗论》，《榕村全集》卷15，243页。
[54]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46页。
[55]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43页。
[5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4页。
[57]李光地：《诗所》卷2，22页。
[58]李光地：《诗所》卷2，36页。
[5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4页。
[6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9页。
[61]李光地：《诗所》卷2，35页。
[62]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37页。
[63]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62页。
[64]“《雅》《郑》邪正”见于朱熹所说。朱熹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写序时说：“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呜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颓汩没，其势又安能复有所进，以独决此论之是非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3655页。）他又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说：“‘《读诗记》中所言“《雅》《郑》邪正”之言何也？’曰：‘郑卫之音便是。今邶、鄘、郑、卫之诗多道淫乱之事，故曰“郑声淫”，圣人存之，欲以知其风俗，且以示戒，所谓《诗》可以观者也，岂以其诗为善哉？伯恭谓《诗》皆贤者所作，直陈其事，所以示讥刺。’”（朱鉴：《诗传遗说》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516页。）
[65]李家树认为：“大抵朱、吕争辩的，在于诗和声是否有别，抑或声即等于诗。”（《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66]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3371—3372页。
[67]朱熹：《诗序辨说》，《诗集传》，365页。
[68]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665页。
[69]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390页。
[70]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390页。
[71]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390页。
[72]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5，390页。
[73]李光地：《朱吕说诗论》，《榕村全集》卷15，243页。
[74]李光地：《读论语札记》卷上，《榕村四书说》，46页。
[75]李光地：《读论语札记》卷上，《榕村四书说》，46页。
[76]李光地：《朱吕说诗论》，《榕村全集》卷15，243页。
[77]李光地：《朱吕说诗论》，《榕村全集》卷15，243页。
[78]李光地：《读论语札记》卷上，《榕村四书说》，46页。
[79]李光地：《诗所序》，《榕村全集》卷10，178页。
[80]李光地：《朱吕说诗论》，《榕村全集》卷15，243页。
[81]李光地：《诗所》卷2，31页。
[8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8页。
[83]顾颉刚说：“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春秋末叶新声起了。新声是有独立性的音乐，可以不必附歌词，也脱离了礼节的束缚。因为这种音乐很能悦耳，所以在社会上占极大的势力，不久就把雅乐打倒。战国时音乐上尽管推陈出新；雅乐成为古乐，更加衰微得不成样子。一二儒者极力拥护古乐诗，却只会讲古诗的意义，不会讲古乐的声律。因为古诗离开了实用，大家对他有一点历史的态度。但不幸大家没有历史的知识可以帮着研究，所以结果只造成了许多附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论文集》卷11，《顾颉刚全集》第12册，292页。）。
[84]李光地，《诗所》卷2，31页。
[85]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8，492页。(www.xing528.com)
[86]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47页。
[87]阮元校刻：《尚书正义》，47页。
[88]阮元校刻：《毛诗正义》，4页。
[89]李光地：《诗所》卷2，31页。
[90]李光地：《诗所》卷2，31页。
[9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8页。
[92]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80页。
[93]李光地：《诗所》卷2，31—32页。。
[94]王应麟：《自序》，《诗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598页。历代学者对于《诗集传》多给予高度评价，归结起来其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肯定朱熹对于《诗序》错误的辨正。朱熹的学生陈文蔚说：“先生于《诗》去《小序》之乱经，得诗人吟咏性情之意。”（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6页。）陈振孙说：“以《大》《小》序自为一编，而辨其是非。”（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6页。）明代朱升说：“朱子之于《诗》也，本欧阳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吴才老之说而叶音韵，以《周礼》之六义三经而三纬之，赋比兴各得其所，可谓无憾也已。”（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8页。）二、高度肯定《诗集传》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兼取诸家之长的优点。元代学者郝经说：“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乃为《诗》作《传》近出已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粪训诂之弊，定章句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而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6—2007页。）王祎说：“朱子《集传》，其训诂多用毛、郑，而叶韵则本吴才老之说，其释诸经，自谓于《诗》独无遗憾。当时东莱吕氏有《读诗记》最为精密，朱子实兼取之。”（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8页。）何乔新曰：“宋欧阳氏、王氏、苏氏、吕氏于《诗》皆有训释，虽各有发明，而未能无遗憾，自朱子之《传》出，三百篇之旨粲然复明。”（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6页。）夏传才认为《诗集传》是“《毛诗传笺》《毛诗正义》之后，《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其优点主要有三：“第一，批评地继承汉学《诗经》学的可取成果，进行了重大革新和发展。第二，初步用文学的观点来研究《诗经》。第三，以求实的精神考证文字训诂，注意韵读，全部注疏简明扼要，体制完整。”（《诗经研究史概要》，114—116页。）
[95]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8页。
[96]朱彝尊编纂，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0，2008—2009页。
[97]参见林庆彰：《姚际恒对朱子〈诗集传〉的批评》，《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程嫩生：《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98]朱熹：《诗传纲领》，《诗集传》，344页。
[99]朱熹：《诗集传》卷1，402页。
[100]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335页。
[10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80，2737页。
[102]朱熹：《诗集传》，406页。
[103]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335页。
[104]朱鉴：《诗传遗说》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05]朱熹：《诗集传》，406页。
[106]参见李开金：《试论朱熹的比兴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王龙：《论朱熹〈诗集传〉中的“兴”》，《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鲁洪生：《关于朱熹赋比兴理论的几点考辨》，《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1274—1285页。
[10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5页。
[108]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5页。
[10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8—229页。
[110]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15页。
[111]朱熹：《诗集传》卷1，409页。
[112]李光地：《诗所》卷1，8页。
[11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6页。
[114]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335页。
[115]朱熹：《诗集传》卷1，402页。
[116]参见李开金：《〈诗集传〉与毛传郑笺训诂相通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117]方东树：《汉学商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21页。
[118]朱熹：《诗集传》卷2，431页。
[119]朱熹：《诗集传》卷12，604页。
[12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7页。
[12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27页。
[122]李光地：《诗所》卷1，18页。
[123]朱熹：《诗集传》卷18，692页。
[12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38页。
[125]李光地：《诗所》卷7，135—136页。
[126]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635页。
[127]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98页。
[128]阮元校刻：《礼记正义》，362页。
[129]阮元校刻：《礼记正义》，592页。
[130]朱熹：《诗集传》卷18，715页。
[13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40页。
[132]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92页。
[133]全祖望：《经史问答》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22页。
[134]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92页。
[135]朱熹：《诗集传》卷9，549页。
[13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31页。
[137]朱熹：《诗集传》卷12，611页。
[138]朱熹：《诗集传》卷12，611页。
[139]朱熹：《诗集传》卷12，612页。
[14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34页。
[141]朱熹：《诗集传》卷16，667页。
[14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3，236页。
[143]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77页。“王者之迹”，孔颖达认为是“王者风华之迹”，孔颖达疏：“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风化之迹熄灭而《诗》亡，歌咏于是乎衰亡；歌咏既以衰亡。然后《春秋》褒贬之书于是乎作。”焦循认为“王者之迹”指“王者之政”即“天子巡守”与“诸侯述职”。他说：“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守述职。巡守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史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泊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孟子正义》，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338页。）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第五》：“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迹’即‘
’之误。”（《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85页。）《说文解字》
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99页。）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询于路，求歌谣之言。”（《春秋左传正义》卷32，4251页。）朱骏声认为“王者之迹”，即“采诗”之制。
[144]除此三种观点之外，还有几种看法，如郑樵说：“《春秋》作于获麟时，乃哀公十四年矣。《诗》亡于陈灵之时，乃孔子未生之前。‘迹息’，‘诗亡’，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谓美刺之《诗》亡而褒贬之《书》作矣。”（《诗亡然后春秋作》，《六经奥论》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73页。）王应麟说：“《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已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得所，则降《王》于《国风》非孔子也。”（《困学纪闻》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205页。）范家相说：“《诗》亡者，太师不采诗，王朝无掌故，诸侯之国史亦不纪录之，以进王国。亡则四《诗》俱亡，非仅《雅》亡也。”（《诗渖》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04页。）焦循：“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非曰王者之《诗》亡也。凡言《诗》，《风》《雅》《颂》皆在其中，非独以为《雅》也。”（《诗亡辨》，《焦氏笔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89页。）魏源：“平王晚政益衰，仅以守府虚名于上，王迹荡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诗》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国变《风》，下逮陈灵，是则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王风义例篇下》，《诗古微》，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魏源全集》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201页。）冯浩菲同意以上三说，他说：“这种观点既符合《诗》事范围内周室诸王政治与权力演变的历史事实，又符合有周一代诗乐兴衰的实际情况；既与诗止于陈灵而孔子修《春秋》的先后次序相符，又与《孟子》此处文意相合。”（《历代诗经论说述评》，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51页。）周颖南认为：“《诗》亡”是指平王东迁以后“天下大乱，王室衰微……采诗制已经不再进行”，并且“各国政权交替，礼崩乐坏，已经编集的‘诗三百’流散于各处，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本子。所以孟子说‘诗亡’，然后孔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作《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夏传才认为：“孟子后来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指的就是孔子当时面对礼乐崩坏、文籍逸散、动荡离乱的时代。”（《诗经研究史概要》，33页。）
[145]《孟子正义》，337页。
[146]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1，1页。
[14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7，1842页。
[14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359页。
[149]顾炎武著，陈垣校注：《王》，《日知录校注》卷3，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125—126页。
[150]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2页。
[151]参见常教：《鲁颂辨考》，《文献》1983年第1期。对于鲁《颂》的时代，朱熹认为只有《
宫》一篇可以认为是鲁僖公之诗，其他篇章并无可考。朱熹说：鲁《颂》“旧说皆以为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之诗，今无所考。独《
宫》一篇为僖公之诗无疑耳。”（《诗集传》卷20，743页。）钱宗范认为：四诗有颂扬鲁僖公的内容，但诗中所反映和讴歌的史实却不属于鲁僖公的史实。（钱宗范：《关于〈鲁颂〉反映的史实的时代》，《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
[152]朱熹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去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过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诗集传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3651页。）
[153]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2—253页。
[154]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2页。
[155]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3页。
[156]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2页。
[157]朱熹：《诗集传》卷11，590页。
[158]李光地：《诗所》卷4，82页。
[159]李光地：《诗所》卷4，83页。
[160]陈启源说：“《国语》：幽王三年，三川震，伯阳父料周之亡不过十年。又，郑桓公为周司徒，谋逃死之所，史伯引檿弧之谣、龙漦之谶，决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则周之必亡，而亡周之必为褒姒，当时有识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灭周’之语，独不可著之于《诗》乎？”（《毛诗稽古编》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511页。）陈奂说：“考《史记·周本纪》言：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褒姒而爱之，生子伯服。是立后当在四、五年间。六年而遭日仓之变，大夫作《十月之交》以刺之。至王欲放杀大子，而其傅作《小弁》之诗，自在九年中事。此《传》但云幽王惑于褒姒立以为后，不及放杀大子，则此篇与《十月之交》篇先后同作。总在史伯告桓公八年之前，据传证史可以得其岁次矣。然而，嬖褒灭周，其兆既成，贤者为之忧伤而作是诗，其即伯阳父流亚与？”（《诗毛氏传疏》卷19，《续修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42页。）
[161]有学者认为《正月》大约作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参见邵炳军：《春秋诗歌〈诗·小雅·正月〉〈雨无正〉〈都人士〉〈鱼藻〉创作年代考论》，《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62]参见高亨：《诗经今注》，《高亨著作集林》卷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329页。
[163]参见高亨：《诗经今注》，338页。
[164]李光地：《诗所》卷4，86页。
[165]李光地：《诗所》卷2，28—29页。
[166]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3页。
[16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6，193页。
[168]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3页。
[169]李光地与顾炎武二人之学虽有不合，但李光地对顾氏之学深感敬佩。他高度评价顾炎武的音韵之学，他说：“本朝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榕村续语录》卷16，776页。）他认为朱熹“《诗传》叶韵已好，尚不如顾宁人考据精确，六经皆可通。”（《榕村语录》卷13，194页。）又说：“顾宁人考订古韵，以经为宗，他书证之，精确不过。”（《榕村续语录》卷16，775页。）“韵学不讲，宁人独出究心，直还三代。”（《榕村语录》卷30，474页。）“宁人讲入声，直千古未有。”（《榕村语录》卷30，474页。）但李光地也指出顾炎武的音韵学并不尽善，他说：“宁人之学，于是始窥其备，盖平上去三声，虽有差互，犹得类从。入声则杂乱尤甚，如人经荒流者，不第乡贯不可复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别矣！”（《顾宁人小传》，《榕村全集》卷33，456页。）又说顾炎武于“等切字母，与伊吴下所用歌曲韵，似未究心”。（《榕村续语录》卷16，775页。）“顾亭林足迹几遍天下，而本乡昆腔家所谓《度曲须知》忽略未见。”（《榕村续语录》卷20，902页。）“毛稚黄书却与宁人互相发。宁人吴人，而不知唱曲。稚黄则本之《度曲须知》，可叶之管弦矣。”（《榕村续语录》卷20，903页。）李光地对顾炎武和他的《音学五书》也是推崇备至，他说：“有顾氏之书，然后三代之文可复，雅颂之音各得其所，语声形者，自汉晋以来未之有也。”（《顾宁人小传》，《榕村全集》卷33，456页。）“本朝顾宁老之《音学五书》，梅定翁之《历算》，从古未有之书。然韵学不可不知，若历算适于日用所需尤大。”（同上）“顾亭林《音学五书》是不朽之书，今之知之者鲜。（《榕村续语录》卷20，902页。）因此，在《音学五书》雕版要被毁掉之际，李光地积极联系购买了此书的雕版，为它流传后世作了贡献。据李光地年谱载：“顾氏是书既成，厚自珍秘，世无知者。顾氏既没，其版沉埋于扬州坊间，坊贾将削其版以镌它文，适有见者以告公，公为赎归，传于世。”（李清植：《李文贞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六十三辑，62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87页。）李光地对顾炎武在治学上认真的态度及持之以恒的精神也十分钦佩，他说顾炎武“读书博闻强记，日有课程，数十年不间断……十三经尽皆背诵，每年用三个月温理，余月用以知新。其议论简要，有裁剪，未前其匹”。（《榕村语录》卷24，367页。）又说：“如今著书不错者，唯梅定九、顾宁人两公耳。此两人书，必传于后无疑。今人用心之多且勤，亦无有及之。宁人妻不娶，子不生，仆仆道路，风雨寒暑不坠。”（《榕村续语录》卷16，765页。）
[170]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3页。
[171]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3页。
[172]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3页。
[173]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3页。
[174]李光地：《诗所》卷2，28页。
[175]李光地：《诗说》，《榕村全集》卷16，252页。
[17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6，92页。
[177]李光地：《读孟子札记》卷下，《榕村四书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05页。
[178]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6页。
[179]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6页。
[180]阮元校刻：《毛诗正义》，17页。
[181]马瑞辰：《风雅正变说》，《毛诗传笺通释》，《续修四库全书》第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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