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对以上三说都不同意，并进行了逐一反驳。
针对赵岐“《颂》亡”说，他以为：“鲁《颂》则僖公诗也，亦不得谓东迁之后无《颂》也。”[150]鲁《颂》四篇，齐、鲁、韩、毛四家，都以为是鲁僖公之诗，《毛诗序》说：“《
》，颂僖公也。”“《有
》，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
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争也。”那么鲁《颂》便是公元前7世纪鲁国的作品了，内容歌颂僖公，为僖公时代的诗歌。[151]既然鲁僖公时鲁国还能作《颂》，那自然也不是如赵岐所说的《颂》亡了。
他更不同意朱熹等人的“《雅》亡”说，他认为平王东迁后还有《雅》诗，不能说“《雅》亡”。
首先，李光地指出朱熹[152]对《诗经》时代次序认识不清，轻信郑玄《诗谱》对《诗经》篇章时代次序的划定，以《雅》《颂》多为西周时代的诗篇，《国风》为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篇。他说：
（朱熹）惟局于东西周之说，故于孟子所谓“《诗》亡”者必曰“《雅》亡”也，盖既以《雅》为西，而《风》为东，则王迹熄自既东，故曰“《雅》亡”也。[153]
又说：
盖先儒之说，谓《雅》《颂》者，朝廷之诗也，宗庙之诗也，西周之《诗》也。《国风》自《邶》《鄘》以下，列国之《诗》也，东周之《诗》也。[154]
朱熹从郑玄说把《雅》《颂》划为西周之诗，而《国风》为东周之诗。认为平王东迁后，《雅》就不存在了，本该为《雅》诗的《王风》就降落到《国风》的位置。李光地指出二《雅》并非全为西周之诗：“以愚论之，十五国之《诗》，必也东、西周具有焉，而后可通也。不独《风》尔，大小《雅》之诗，亦必东西周具有焉，而后可通也。”[155]他以《国风》中既有西周时期的诗，也有东周时期的诗，推论二《雅》也应该如此。他指出，《小雅》当中《正月》《雨无正》两篇即为周平王之诗。他说：“《小雅》之篇所谓‘周宗既灭，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亦岂西周之词哉！”[156]
关于《小雅·正月》篇的写作时间，《毛诗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朱熹认为此诗作于周幽王之时，他说：“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灭之，盖伤之也。时宗周未灭，以褒姒淫妒谗谄，而王惑之，知其必灭周也。”[157]但《正月》篇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一句，李光地据此认为：“赫赫之周，褒姒则既灭之矣，此天之所以可畏而后事之师也。据此言则为东迁之诗无疑。”[158]又说：“《正月》十三章，大夫忧平王政乱之诗。”[159]对《正月》篇写作时间的界定，学者多从《毛诗序》《诗集传》，认为是西周之诗，大约为周幽王时作品[160]，而李光地打破前人成说，提出《正月》篇为周平王之诗，是当时贵族大夫不忘前事所追述。以《正月》为周平王时作，汉儒已有认识，《汉书·谷永传》记载谷永的话说：“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诗》云：‘燎之方阳，能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汉儒已经认为《正月》篇应该西周灭亡之后的诗歌。[161]周人称镐京为宗周。褒姒，西周末一代君主周幽王的宠妃，周幽王宠信她导致亡国。[162]“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也可以理解成因为褒姒已经灭亡了周国。李光地此说并非全无根据。
《雨无正》篇，《毛诗序》以为周幽王时作，郑玄以为是周厉王之诗。《毛诗序》：“《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郑玄《诗谱·小大雅谱》：“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李光地不同意《毛诗序》《诗谱》的意见，他说：他认为“周宗既灭”，意为西周国都镐京已经灭亡，《雨无正》篇自然不是周幽王之诗。如果当时还是周幽王时，不应该有“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家室”“昔尔出居，谁从作而室”这样的话，这已表明周已灭。“既”，据《说文·艮部》：“小食也。”段玉裁注：“引申之义为尽也，已也。”那么“周宗既灭”就是“周宗已灭”之意。而“迁于王都”就是指东都洛邑，平王所迁之地。“迁于王都”“未有家室”可理解为：“向他说：‘迁到东都洛邑去吧。’他回答：‘东都没有我的房屋。’”“昔尔出居，谁从作而室”可以理解为：“往日你们逃难出居的时候，谁跟着你们去造房屋呢？”[163]李光地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雨无正》七章：此诗直言“周宗既灭”，则非幽王之世明甚，且在幽王时宜曰“还”不宜曰“迁”，宜曰“退”不宜曰“出”。若食采者则在朝在邑皆有官舍，“未有室家”之对，“谁作尔室”之难，皆无辞理也，故为平王时在位者相责无疑。[164]
其次，他认为朱熹“《黍离》降为《国风》”说也有问题，他说：(www.xing528.com)
先儒惑于《诗》亡之义，乃以《雅》为西，以《风》为东，而有降《黍离》于《国风》之说。夫王号犹在，谁则降之？鲁犹有《颂》，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而为《风》乎！其义多所抵牾，不能尽辨也。[165]
李光地以为《雅》降为《风》说的最大漏洞是“谁则降之”，孔子似乎没有降《雅》为《风》。《王风》本是东周洛邑之《风》，不是《雅》，因此谈不到降《王风》为《雅》之事，“二《南》，西周畿内之《风》也。《王风》，东周畿内之《风》也”[166]。《周南》《召南》为西周畿内之《风》，正可以与东周之风《王风》相对。他认为《王风》不是《雅》，其根据为西周既有二《雅》与二《南》，《风》与《雅》都有，与之相对东周也应该有《雅》诗。《王风》写作的时代与地域为东周的王畿。东周时，周王朝地位下降，只相当列国的地位，因此《王风》不能与西周的二《雅》等同，只能称之为《风》，当时洛邑王畿之内应当另有《雅》。
最后，他又从另两个角度论证了《雅》诗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他从诗歌体制发展的角度加以阐释。如果把《风》《雅》《颂》作为诗体来看，既然东周鲁国都有《颂》，周王室地位虽然衰败，《雅》也应该还是有的。他说：
王朝卿士贤人，闵时念乱，虽既东之后，岂尽无《雅》？只可以正、变分治乱，不可以《风》《雅》为盛衰也。观《二雅》体制，不进于《颂》。东迁后，犹有鲁《颂》，况《雅》乎！[167]
他认为《风》《雅》两种诗体，并不会因王朝盛衰而改变，如果因此而改变，那为何《雅》没有在西周强盛之时成为《颂》？可见诗体是不变的。东周王室即便衰落，《雅》也会存在。李光地把《风》《雅》《颂》看成固定不变的诗歌体制是可取的。另一方面，他解释了《雅》的来源。《雅》诗来源于诸侯述职，东周以后，述职制度也逐渐废弃不用，但一些官员、贵族为缅怀过去，还会作《雅》，《雅》诗并没有消亡。他说：
西周之时，巡狩述职，通于天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故其巡狩也，《风》诗作，而庆让黜陟随之。其述职也，《雅》诗作，而庆让黜陟亦随之。凡今之《风》《雅》云者，大抵此类也。其东周以后之《风》《雅》，则亦列国之遗俗，时有传篇。京周之故老，闵时思旧，各以其体附之者也。[168]
李光地从《雅》的体制与来源两个方面，认为《雅》在东周也存在，其论证的过程虽有臆测的成分，缺乏直接证据，但也讲得通，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李光地对朱熹等人坚持“《雅》亡”说最直接有力的驳斥，当属他考订《小雅·正月》与《雨无正》两篇的写作时间。他考证的结论是可信的，从而纠正了一直以来认为这两篇为周幽王时作的错误。
对顾炎武“《风》亡”说，李光地认为也不可信。[169]他说：
近代长洲顾炎武，反其说曰：“《诗》亡者，直谓《风》亡云尔。盖西周之天子，诗陈于列国，察其风俗，知其政教，而赏罚行焉。此义明则《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轶而无有存者，则赏罚之义不明而《春秋》所以作。”余谓先儒之说既偏，顾氏殆亦蔽于先儒之说，从而为之辞，而并不可信。[170]
前文指出，顾炎武“《诗》亡”说指西周之《风》亡。李光地也认为西周有《风》，“十五国之《诗》，必也东、西周具有焉，而后可通也。”[171]在认为西周、东周都有《风》这一点上，李光地与顾炎武是一致的，但李光地认为西周之《风》并没有亡。他指出，首先，二《南》即为西周之《风》。他说：“二《南》，西周畿内之《风》也。”[172]又说：“二《南》盖西周畿内之《风》，而不尽出于文王。”[173]又说：“周初之《风》，是谓二《南》。其诗自畿内达于侯国，以为文武之世，道一风同，无间中外也。”[174]其次，他指出《风》诗来于源采诗之制，西周强盛，采风制度更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东周国势衰落，已没有办法继续采诗。这样看来，《国风》完全是东周时期所作就值得商榷了，其中有可能存在西周之诗，所以他说：“《风》者，天子命太史陈《诗》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庆让之典行，故《风》谣达焉。及其既东，则天子不巡狩，太师不采风也旧矣。今乃西京之采，乐府之藏，无一篇在者，而尽出于东迁之后乎？则其诗又孰采之，而孰收之也。”[175]又说：“畿内之地，亦有《风》谣。虽西周盛时，岂能无《风》？”[176]李光地对顾炎武的驳斥，主要提出两点相反意见：一是指出二《南》为西周之《风》，二是他断定西周应该有《风》。对于前者，更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后者，李光地从《风》诗的来源角度加以辩证，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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