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不满《诗集传》对诗意的阐发，举例如下：
《小雅·常棣》第七章、第八章：“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集传》：“言陈笾豆以醉饱，而兄弟有不具焉，则无与共享其乐矣。……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则无以久其乐矣。……宜而室家者，兄弟具而后乐且孺也。乐尔妻帑者，兄弟翕而后乐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试以是究而图之，岂不信其然乎？”[135]李光地说：
“傧尔笾豆”两节，某意不欲依朱传说。言不必肆筵设席，但有笾豆可列，便当饮酒为乐，与兄弟共之。兄弟之不和，吝尔干糇耳。又言必得妻子同心，兄弟乃得永好无
。兄弟不相耽乐，妻子间之耳。朋友相与尚不轻绝，何况天性岂反疏薄？必有其由。今欲“宜尔室家”，在乎“乐尔妻孥”，试自究之图之，岂不诚然乎哉？即“刑于寡妻”，及《尚书》“我其试哉”之意。如朱传说“是究是图”二句，殊无力。[136]
朱熹认为《常棣》第七章、第八章的诗意是表达兄弟对于家庭和睦的重要。虽然祭祀、酒宴已经齐备，如果兄弟不合，没有到场，就不会快乐。丈夫与妻子之间情投意合，如果兄弟有隙，也不会快乐。所以，无论对于家庭还是对于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讲，兄弟之情都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也是十分明白的。但李光地指出兄弟之间有血缘关系，情感应该是好的，如果不合，一定是有外在的原因。原因就是对家庭食物分配产生的矛盾与妻子对兄弟之情的离间。所以该诗歌是想表达对兄弟不合原因的思考，“是究是图”，也是为了寻找兄弟不合的原因。相比朱熹之说，李光地此说显得有些牵强。该诗的主题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在第一章就已点明，因为结尾的第八章自然要点明主题，做到首尾相应，通篇诗歌表达的含义也是兄弟之情，而不是探求兄弟不合的原因，因此朱熹之说更符合诗歌的原意。
《小雅·蓼莪》第一、二、三章：“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缾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集传》释“莪”说：“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此诗。言昔谓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为美材，可赖以终其身，而今乃不得其养以死。于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劳，而重自哀伤也。”[137]释“缾”“罍”：“言缾资于罍而罍资缾，犹父母与子相依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耻，犹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责。”[138]释“鲜民”：“所以穷独之民，生不如死也。盖无父则无所怙，无母则无所恃，是以出则中心衔恤，入则知无所归也。”[139]李光地说：
莪，非以比己美材，谓父母也。言父母本是莪，而我不肖，不能为莪也，蒿焉而已。然则父母亦枉生我耳。缾小罍大，缾罄乃罍之耻，犹子之不善，贻父母之耻也。鲜民，非孤寡之民，乃寡德之民也。使父母而在，尚可望其提命，今则怙恃俱无，惟有衔恤靡至而已。“父兮生我”章，思父母之恩难报也。南山，生物之方，今则寒风凄其，但见其为山，而草木无矣。父母既远，而我受害，复何望其即于善哉？通篇俱作人子自责解，似觉深厚些。[140](www.xing528.com)
朱熹以为《蓼莪》主要表达了人子不能赡养父母苦闷自责的心情。从中也透露出不能赡养的原因是人子服劳役从而造成的生活穷困。朱熹更多地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思考人子的悲惨处境，所以他说“人民劳苦”，释“鲜民”为“穷独之民”。与朱熹不同，李光地认为这首诗的主旨为了表达子女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而自责的心理。他不同意《诗集传》的看法，认为“鲜民”不是“穷独之民”而是“寡德之民”，其蕴含的诗意是指人子不能成才，有负父母的期望，因此很惭愧，感到父母白生了自己。李光地从道德的角度来分析，这就显得有些空洞，也曲解了诗的原意，更没有朱熹之说深刻和充满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关怀。
《大雅·皇矣》第五章：“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集传》：“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时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141]李光地认为：
有一说，须与下文帖合方好，不然头脑太大。此诗下文是伐密、伐崇，未应推说到此。看来只是说文王为人，不与人轻离易合，亦不歆羡他人所有。所以当纣昏虐之时，人皆沦胥及溺，而文王独先登岸。登岸既免于溺，又可援手以救人溺，所以密人“侵阮、徂共”，文王不得不救之。若以为“道”岸，反觉不甚亲切。[142]
朱熹认为“帝谓文王”一句是指周文王受命于天，能够先知先觉，从而知“道”，而普通人因为沉浸于人欲中不能自拔，只能依靠文王的带领与启发。李光地指出朱熹所说离题太远，这句话是说文王的道德高尚，不肯轻易背叛纣王，自己发展。等到认识到纣王昏庸，反抗纣王后，又能够援救弱小。李光地批评朱熹之说“头脑太大”虽然正确，他的解说却有问题。这句话其实是讲上帝劝说文王应该力图发展，不要满足现状，不要羡慕别国，而应该努力开疆拓土，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综上所述，李光地对《诗集传》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三点：一、他取郑玄之说攻击朱熹的比、兴说，并对《诗集传》中的“兴”例加以了辨别。二、批评《诗集传》所取毛、郑旧说与朱熹自创新说的疏漏之处。三、对朱熹说解的诗意进行了批评。李光地以上对朱熹的批评，有的颇具新意，但也有出于己意、缺乏证据之处，并不十分正确。但他作为清初程朱理学的中坚人物，上承明中期以来对《诗集传》批评的余波，敢于大胆质疑《诗集传》的权威，提出个人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他的可取之处。李光地这种勇于批评的精神，相比当时一些谨守朱说、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的程朱理学家要高明不少。同时，他的批评亦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表明即便是身处理学阵营的学者，对朱熹诗说也有反思，而这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汉代《诗经》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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