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诗经》中字词的解释，很多承袭毛传、郑笺，朱熹所创新说并不是很多[116]，方东树就说：“朱子《诗集传》训诂多用毛郑。”[117]李光地既有对朱熹承袭旧说的批评，也有对朱熹自创新说的批评，兹举例如下：
《邶风·谷风》第三章：“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集传》：“言毋逝我之梁，毋发我之笱，以比欲戒新婚毋居我之处，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见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后哉？”[118]朱熹认为此处以“鱼”比作“新妇”，告诫新婚者，不要改变我的处所，不要改变我曾经做过的事。《小雅·小弁》卒章：“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集传》：“王于是卒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盖比辞也。”[119]这里朱熹认为是“比”，以丈夫抛弃妻子而另娶他人，来比喻周幽王废弃申后，逐太子宜臼。李光地认为朱熹以“戒新妇”解《谷风》虽可以讲通，但《小弁》篇也如此理解就不恰当，就会与上文不相衔接。他说：
《谷风》篇“毋逝我梁”四句，《传》作戒新妇……亦说得去。但《小弁》卒章，亦用此，若如此说，则与上文“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不相连接矣。[120]
李光地以为此四句应该理解为“戒后人”，这样《谷风》与《小弁》都可通。他说：
某意此盖取譬于鱼，以戒后人也。“逝”字、“发”字，皆指鱼。……若曰：其夫乃无常之人，今虽宴尔，将来恐汝亦逝于我梁，而发于我笱也。前车宜鉴，我不是身亲阅历，暇为后人忧耶？如此说，即《小弁》亦可通贯，言我已被谗而逐，后人无蹈吾故辙也。[121]
又说：
逝，鱼游也。发，鱼跃也。无游于我之梁，无跃于我之笱，犹言无蹈我覆辙也。新婚虽宴，安知其不如今？盖度其夫之不常而难信，故又言苟非吾身之所经历，岂暇为后人忧哉！[122]
李光地以为这里用“鱼”来比喻“后人”，告诫鱼不要游近我的梁，不要跃进我的笱，就是告诫后来人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因为这个丈夫是不讲信用之人，既然能抛弃我，也能抛弃后来者。朱熹以为“戒新妇”，李光地以为“戒后人”，朱熹认为是特指，李光地认为是泛指。李光地之说虽然也可作为一说，但朱熹之说更加合理。李光地认为《小弁》以“戒新妇”与语境不合，其实朱熹指出这里为“比”，用新妇之事比喻周幽王废申后之事。
《大雅·板》第七章：“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集传》：“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篱。师，众。垣，墙也。大邦，强国也。屏，树也，所以为蔽也。大宗，强族也。翰，干也。宗子，同姓也。”[123]李光地不同意朱熹解“宗子”为“同姓之宗子”，即“同姓宗族之嫡子”，他认为“宗子”指“周天子”，他说：(www.xing528.com)
“宗子”，不该说作各宗之宗子，宗子继宗，即天子也，故以城归之。藩、垣、屏、翰，皆为城而设。“价人”“大师”“大邦”“大宗”，皆所以卫宗子也，下字俱妙。“价人”所谓元勋硕辅，为国威重，如一层藩篱然。“师”即“殷之未丧师”之师，国所与立，惟民是赖，如城之有墙然，城之所以立也。大邦诸侯，如树之以为障蔽者，故曰“维屏”。大宗强族，如垣墙之桢干然，藉之以为羽翼者，故曰“维翰”。[124]
又说：
“价人”，大德之人也。“师”，民众也。“宗子”，君也。大德之人其望及远，故维藩。民者邦本，本固则安，故维垣。大邦国之悍蔽，故维屏。大宗国之桢干，故维翰。此四者皆为城而设，而君则城也。[125]
李光地认为“价人”为“大德之人”，“大师”为“民众”，“大邦”为“大国诸侯”，“大宗”为“王的同姓宗族”，这些解释都与《诗集传》相同，唯有对“宗子”的理解与之不同。他以为“宗子”为“天子”，为“君”。“宗子维城”，天子好比是大城，而“价人”“大师”“大邦”“大宗”好比是“藩篱”“城墙”“屏障”“栋梁”。藩、垣、屏、翰既然是为拱卫城所设，那么“价人”等自然是了保卫“宗子”。如果是这样，宗子解释为“同姓宗族之嫡子”自然不能与其地位相符，因此“宗子”应为“天子”。李光地这样解释，虽然在这里可以说通，但如果参考其他方面的材料就能发现其中的错误。首先，《板》是诗人假托劝告周厉王的诗歌，在第七章劝告周厉王要团结周围的人，不要众叛亲离。其中，“价人”“大师”“大邦”“大宗”“宗子”都是围绕着劝告对象周王而说，他们之间并没有如李光地所说的等级差异。如果以“宗子”作“天子”，自然与诗歌的整体语境不符。其次，“宗子”可以理解为泛指“嫡长子”。“宗子维城”，郑笺：“宗子，谓王之嫡子。”孔颖达疏：“宗子谓王之嫡子也。”[126]郑玄与孔颖达认为宗子是周王之嫡子。《礼记·曲礼》：“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孔颖达疏：“支子，庶子也。祖祢庙在嫡子之家，而庶子贱，不敢辄祭之也。若滥祭亦是淫祀，祭必告于宗子者。”[127]可见“支子”与“宗子”相对。“支子”为“庶子”，“宗子”当为“嫡子”。《礼记·曾子问》：“宗子虽七十，无无主妇。”孔颖达疏：“宗子，大宗子也。”[128]大宗之子称为宗子。周王为大宗，因此周王之嫡子为宗子。《礼记·丧服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郑玄说：“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之别子。”“别子之世，长子为其族人为宗。”[129]诸侯的庶子称为别子，别子之长子可以继承其宗族。由以上材料，可知“宗子”可以是周王的嫡长子，也可以是诸侯的嫡长子。因此，“宗子”泛指“嫡长子”较为妥当。李光地之说虽然有误，但也不是没有意义，说明他无论对毛传、郑笺亦或《诗集传》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轻易袭取前人成说。
《大雅·常武》第二章：“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集传》：“三事，未详。或曰，三农之事也。”[130]李光地认为“三事”应指司空、司徒、司马，三公。他说：
《常武》“三事就绪”，朱传说是“三农”。某初以农工商说，亦不是。凡经中常用字，都要画一。朱传解“择三有事”，谓是“三卿”；于“三事大夫”，又云“三公”。论理都该归之司空、司徒、司马方是。国家举事，必须人役，是司徒所掌；必有政令，是司马所掌；用度百须，皆出于土地，是司空所掌，总离不得此三项，看《牧誓》《立政》《周官》诸篇可见。当时出兵，言今日不须再留，不须再处，凡国家之事，职在司徒、司马、司空者，已俱就绪，何须再留处而不行耶？蒙宰辅养君德，统百官，宗伯掌礼乐。此时用不着，故只举“三事”。[131]
“三事”有三说，一为“三农之事”，郑笺：“王又使军将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处于是也，女三农之事皆就其业，为其惊怖先以言安之。”孔颖达疏：“三事谓三农之事。”[132]二为“三卿”，全祖望说：“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亚卿、下卿而言。乐毅初入燕乃亚卿，是其证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将，一卿为客卿，而上下本无定员，亦通。”[133]三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小雅·十月之交》第六章：“择三有事。”毛传：“有司国之三卿。”郑笺：“专权足己，自比圣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敛之臣，言不知厌也。”《小雅·雨无正》第二章：“三事大夫。”郑笺：“王流在外，三公及诸侯随王而行者，皆无君臣之礼，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诗集传》即遵从第一说，而李光地认同第三种说法。他以为上古职官最重要者为三公，司空掌力役，司马掌政令，司空掌土地，《尚书》《周礼》等书都可为证。因此，“三事”当指“三公”。并且李光地认为《诗经》中词语应该一致，《常武》《十月之交》《雨无正》中的“三事”都应当作“三公”解。其实，语义与语境关系密切，相同的词语处于不同的语境就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三事”在这三篇诗歌中所处语境完全不同，含义自然不会相同。孔颖达疏：“《十月之交》云‘择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择立之。《雨无正》文‘三事大夫’文连大夫，故得以为公卿。至于此者言民就农事，不宜以为三卿。”[134]因此，还是对“三事”分开理解较好。
从以上所举例证可知，李光地对《诗集传》所释字词的不满，多是从字词涉及的思想、制度方面入手。李光地对文字、训诂并不擅长，因此他驳斥朱熹也只是从事实、道理等方面加以批评，而非从文字、训诂等方面批评。李光地既有对朱熹承袭旧说的批评，亦有对朱熹破旧立新的批评，并没有一定之规，可见李光地之诗说并没有专主一家，而只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来分析各家诗说，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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