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初见于《周礼》。《周礼·大师》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后《诗序》又申其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子也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朱熹认为“兴”是指作者在作诗时，先说一事来引出所表达的主题。“兴者，托物兴词。”[98]“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99]“兴”，一般上句虚指，而所起的下句为实指，“上句常虚，下句常实”[100]。朱熹说：“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101]可见朱熹认为所托之物与所兴之词不一定有紧密的关系，即便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也可以“兴”，前句只是起到引起的作用。如《鄘风·相鼠》第一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里的“相鼠有皮”与“仁而无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前言只是为虚，“人而无仪”才是诗歌所要批评的。“比”，朱熹认为是指用一事来比喻另一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02]。其中所喻事物本体往往不直接出现，而只出现喻体，即“以物为比而不正言其事”[103]，所以朱熹说：“比是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104]如《周南·螽斯》第一章：“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朱熹以为这是“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与“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相比。[105]综上所述，朱熹对“比”与“兴”二者的区分还是很清晰的，主要有两点：一、“兴”是引起，有发端起辞的作用，“比”主要是比喻的作用。二、“兴”所表达的主题会在诗中出现而“比”不会。[106]
对于“比”“兴”说，李光地认为朱熹割裂了“比”与“兴”之间的联系，不满意朱熹把《诗》之“比”“兴”“看得无甚关系，而‘兴’尤甚”[107]。李光地认为《诗经》的“兴”体，其“所托之物”与“所言之词”要有关联才可以，“《诗》中兴体，未有无关合者。”[108]这里是指“所托之物”与“所言之词”存在本体与喻体的关系。可见对于“兴”的认识，李光地更认可汉、唐旧说，认为“兴”中有“比”的成分，所以他说：“大凡《诗》起兴者，兴中即带比意。”[109]郑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诀，取善事以喻劝之。”可见郑玄认为“比”是“比类”，“兴”是“喻劝”。郑玄对于“比”与“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比兴”都有“比喻”的含义。孔颖达疏：“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110]
正因为李光地与朱熹对“兴”认识有异，因此他认为朱熹在《诗集传》中有时所举“兴”例并不正确。如《周南·汉广》第二章：“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朱熹说：“以错薪起兴欲秣其马，则悦之至。”[111]这里朱熹认为是以“错薪”起兴“秣其马”。李光地以为“错薪”如果兴“秣其马”，二者应该有“比”在其中，但李光地说：“薪之错杂者，则可以刈而取之矣……错杂者仅可以饲之子之马驹而已。”[112]“‘错薪’……不但不可比‘之子’并不得比‘之子’之马。”[113]杂草仅仅可以作为马的草料，不仅不能比“之子”，更不能比“马”，既然这里没有比喻的关系，自然也不应“兴”。(www.xing528.com)
李光地对朱熹的批评有其可取的一面，然而以朱熹所讲“兴”完全不取“比”意却不是事实，这一点是李光地认识的疏漏之处，朱熹也认识到“兴”中有“比”。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朱熹说：“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声，《关雎》《樛木》之类是也。然有两例，‘兴’有取所兴为义者，则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实；有全不取其义者，则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虚，下句常实则同也。”[114]朱熹指出“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取义，即有比喻的含义，一种是不取义，只是引辞。如《周南·关雎》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熹注说：“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115]可见朱熹也认识这里是用雎鸠之情与君子淑女之情相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