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62]
这句话的意思是：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道：“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就用《韶》《武》。舍弃郑国的音乐，斥退小人。郑国的乐曲淫秽，小人危险。”[63]孔子这句话引出了“《雅》《郑》邪正”[64]说。此说为朱、吕争论《诗经》中是否存在淫诗的延伸。他们的辩论涉及诗篇所配的音乐是“雅正”还是“淫邪”及诗篇与配乐的关系[65]。
朱熹认为，《诗经》“郑诗淫”，孔子又说“郑声淫”，那么“郑诗淫”即“郑声淫”，“郑声”与“郑诗”是一回事，《诗经》中诗篇与配乐是合二为一的，所以朱熹说：“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邶》《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66]又说：“《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67]朱熹以为雅正之音就是二《雅》中的篇章。郑、卫之淫声就是《缁衣》以下21篇，《邶》《鄘》《卫》的39篇，桑间之音即《桑中》篇。《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68]“桑间”作为淫声的代名词，可见朱熹认为淫声即淫诗了。《诗经》中既然有淫诗，又有淫声，可见孔子并没有“放郑声”，“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
吕祖谦则认为诗篇与诗声不应混淆，诗是诗，声是声。另外，雅乐与郑声使用的场合也不同。雅乐为国家举行典礼、祭祀时所用音乐，而郑声为民间娱乐的音乐。战国时期，就有古乐、新声之分。古乐即雅乐，而新声即郑声。“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战国之际，魏文侯与子夏言古乐、新乐，齐宣王与孟子言古乐、今乐，盖皆别而言之。”[69]即便诗声最初庞杂，雅乐、淫声相混淆，但孔子自卫反鲁已经“放郑声”，“借使仲尼之前，《雅》《郑》果尝庞杂，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当正者，无大于此矣”[70]。又说：“《论语》答颜子之问，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纲也。于郑声亟欲放之，岂有删《诗》，示万世，反收郑声以备六艺乎？”[71]所以，吕祖谦宣称《诗经》中配乐全为雅乐：“《诗》，雅乐也，祀朝聘之所用也。”[72]
李光地对朱、吕关于“《雅》《郑》邪正”的争论，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朱、吕说《诗》之义不同。”[73]他首先分析了二人诗说的差异，认为吕祖谦诗说继承自《诗序》，“郑声淫”并不代表“郑诗淫”，“故谓‘郑声淫’者，其声淫而非诗淫也。雅乐郑声，以声乐别而非以诗别也”[74]。李光地说：“《诗》旧说，谓三百篇皆贤人所作，而可以被之弦歌，荐之鬼神，用之宾客。……吕伯恭实主斯义。”[75]又说：“吕据‘思无邪’之指，曰：‘三百篇皆性情之正，可以被之弦歌者也。’”[76]朱熹认为“郑声淫”即“郑诗淫”，“朱据‘郑声淫’之训，曰：‘所谓《雅》《郑》者，即二《雅》与《郑》诗也。’”[77]又说：“故谓《雅》《郑》之别，《雅》即大小《雅》也，《郑》即《郑风》也。诗与乐相为首尾，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桑中》《洧外》诸篇自比于乱而设淫辞，首末无所谓讽一者，岂端士正人之所屑作？”[78]从上文笔者对朱、吕诗说差异的论述，可知李光地对于朱、吕诗说的认识是准确的。
李光地对朱、吕分歧一直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即便“朱子郑卫之说，诸儒以为不然”[79]，但他也更倾向朱熹说，同意“郑声淫”即“郑诗淫”。他说：“然则孰为得圣人之意？曰：朱得之。”[80]又说：“（吕祖谦）以为郑声则淫，非诗淫也，朱子答以‘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至哉斯言，虽孔子复生，何以易此！”[81]又说：“吕云：‘郑声淫，非郑诗淫也。’朱子曰：‘未有诗淫而声不淫者。’本末源流，已一句说尽。”[82]他说朱熹更能体悟孔子的意思。虽然历代学者对朱熹之说存在非议，但他反复强调“朱得之”“独信之”，认为“未有诗淫而声不淫者”确有见地。
不过在另一方面，李光地对朱熹说也有批判，有辩证，认识到了其说存在错误。《诗经》中诗皆为乐歌，其来源有的是采集自民间歌谣，有的是贵族所作诗篇，后由人谱曲。《诗经》都是配乐的，但诗篇与诗乐之间的关系却有变化。诗篇可以脱离诗乐，诗乐也可以脱离诗篇。诗与乐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83]朱熹把诗篇与诗乐混为一谈，可见他的错误。
因此，李光地指出“声与诗亦有不可不辨者”[84]，朱熹过多地强调了诗与乐的联系，却忽视了二者的区别。李光地在朱熹之说的基础上，着重辩证了诗篇与诗乐的分与合。所谓“合”，是指诗篇与诗乐一致、同流的倾向。所谓“分”，是说诗与乐互相排斥、疏离的状态。“合”与“分”可以说涵盖了诗篇与诗乐的全部关系。
第一，他认为诗与乐既有“合”的一面，也有“分”的一面。他论诗篇与诗乐之“合”说：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之始终，条理备矣。《诗》所以言志，而《诗》之言，必抑扬高下，歌之而后可听。其《诗》之和平广大者，以宫声歌之；清扬激发慷慨悲壮者，以商声歌之；欢忻流畅者，以角声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徵声歌之；繁碎嘈杂者，以羽声歌之。[85]
李光地认为诗乐离不开诗篇。诗篇、诗乐、五音、六律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引《尚书·尧典》为证，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颖达疏：“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作诗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长歌之，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谓声长续之。”[86]“‘声依永’者，谓五声依附长言而为之，其声未和乃用此律吕调和其五声，使应于节奏也。”[87]又孔颖达疏引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88]诗篇可以表达人的志向，但需要通过诗乐来进一步加强表达力、感染力，然后借助五音、六律才能达到和谐一致的效果。宫、商、角、徵、羽，不同的音调可以表现具有不同内涵的诗篇。当诗篇内容为平和、气度宏阔时应以“宫”声相配合，当内容慷慨激昂要用“商”声，欢快流畅的用“角”声，急促的用“徵”声，繁碎嘈杂的用“羽”声。声调的选择对内容的表达效果有很大影响。声乐能够帮助诗歌表达其内容，所以，李光地指出诗与乐是本末一致、和谐统一的整体，“论其合，则自‘言志’至于‘和声’一也”[89]。(www.xing528.com)
第二，他又指出诗与乐之“分”：
论其分，则《诗》直述情事而乐被以音容，故曰：“兴于诗，成于乐。”[90]
又说：
亦要知诗自诗，声自声，不然《虞书》何为说“诗言志”，又说“声依永”？夫子何为说“兴于诗”，又说“成于乐”？不淫诗亦可以淫声歌之，淫诗亦可以不淫声歌之。如旦曲以净唱，净曲以旦唱，只是不合情事耳。[91]
李光地认为诗篇与诗乐还有相异的一面。一般诗篇直接陈述所见事件、人物等，而诗乐借助五音、六律来表现诗篇叙述的事件。诗篇与诗乐可以区别对待，雅正的诗可以配淫邪的乐曲，而淫邪的诗歌也可以配雅正的乐曲。他以孔子所说为证，《论语·泰伯》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这是说：“诗篇使我振奋，礼使我能在社会上站的住，诗乐使我的所学得以完成。”[92]可见孔子也把诗篇与诗乐分开看待。
李光地又认为诗乐的表现力要强于诗篇。淫邪之诗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而淫邪之乐的迷惑力更强，不容易辨别，因此一定要去除，所以孔子才说“放郑声”。李光地说：
郑诗可存也，而郑声必放。以为道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饰之音容则惑焉者众矣。然则圣人何不并其诗而放之？曰：是于乐中论其声，况又有《鸡鸣》《风雨》《东门》之篇错出其间，苟没其诗，无以知其善。“放郑声”则犹之“远佞人”也。存郑诗则犹之知佞人之情状，见而能辨辨而知恶者也。[93]
李光地主张“放郑声”而保留郑诗，这样的看法也表明诗与乐的关系是“诗自诗，声自声”，不可混淆。
李光地除继承朱熹的看法外，更多地批评了朱熹诗说。他以《论语》为佐证批驳朱熹。从他对待诗与乐的态度来看，他既同意朱熹的看法，也承认“不淫诗亦可以淫声歌之，淫诗亦可以不淫声歌之”，同意吕祖谦“放郑声”之说。可见他对朱、吕诗说都有继承和批判。
综上所述，李光地在“思无邪”的解释上，虽肯定朱熹说，但如果以整体视角来观察，也承认吕祖谦诗说有合理之处。李光地以“邪”作“余”解说，表明他既承认主流的看法，也希望有创新、有进步，表现出其想跳出传统，推陈出新的思想。不过从整体来考察，他讨论的内容还仅限于朱、吕论说的范围内。在对淫诗的看法上，李光地承认其存在，但也批评朱熹把淫诗的范围定得过大。他指出就算是郑、卫之诗也不全是淫诗，如《风雨》《子衿》就不能看作是淫诗。可见他对朱熹说从来没有盲从，更多的是有怀疑，有批判。在“《雅》《郑》邪正”的问题上，李光地倾向于朱熹之说，但也批评他“郑诗淫”即“郑声淫”的谬误，并且吸收吕祖谦的看法，认为应该“放郑声”，诗篇与诗乐不应该等同起来，诗乐有更强的表现力。从李光地对朱熹、吕祖谦诗说的评价可见他对朱、吕诗说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在综合分析二人的诗说后，取二人诗说中的合理之处，去掉错误与疏漏，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可见他不专主一说，而是希望把朱、吕两家诗说融会至一处，表现出融会贯通的学术风格。李光地这种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治学态度，也是他一直秉承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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