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继两汉以后《诗经》研究的另一个高峰,涌现了许多大家与标志性的著作,朱熹《诗集传》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就是其中的代表,对后来《诗经》学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同时朱、吕私交甚笃,隆兴元年(1163),两人开始互通书信,先后论学长达18年[29],书信来往多达104通[30]。虽然两人学术来往比较密切,但他们的《诗经》说多不相同。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在《读吕氏诗记桑中篇》和《诗序辨说》中对吕祖谦所持诗说逐条加以辩驳。明代顾起元曾把二人诗说的异同归纳为四点。他说:
文公取夹漈郑氏诋《小序》之说,多斥毛、郑,而以己意为之序;成公则尊用《小序》,且谓《毛诗》率与经传合,为独得其真,其异一也。文公释“思无邪”,谓劝善惩恶,究乃归正,非作诗之人皆无邪;成公则直谓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云耳,其异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郑》《卫》,二《雅》乃名为雅;成公则谓二诗并是雅声,彼桑间、濮上,圣人固已放之,其异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乐,正大、小《雅》朝廷之乐,《商颂》《周颂》宗庙之乐,《桑中》《溱洧》之伦,不可以荐鬼神、御宾客;成公则谓凡诗皆雅乐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郑卫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数,其异四也。[31](www.xing528.com)
据顾起元所说,朱熹与吕祖谦的分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否尊《小序》《毛传》。二、对于孔子“思无邪”之说的解释。三、关于郑、卫之诗是属于“雅乐”还是“郑声”,即“《雅》《郑》邪正”的问题。四、《诗经》中的诗篇是否都能用之于祭祀、聘享。以上这四个方面中,第二、三点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也是二人最大的分歧。全部归结起来,就是他们对《诗经》是否存在淫诗有不同的认识。然而对于朱、吕诗说孰是孰非,一直没有定论。李光地总结了朱、吕的诗说,并作出了新探索、新观察与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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