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确认孔子删《诗》之后，指出孔子删《诗》并不是随意的，其中有一定的准则[23]，这些在《论语》中都有明文记载。他说：
某欲选《诗》……须体圣人意思。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为《二南》，便正墙面；不学《诗》，便无以言；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思无邪；皆是删《诗》凡例。[24]
李光地这段话尤为重要，不仅点出了孔子删《诗》的原则，而且也表明他很好地领会了“圣人之意”。结合《论语》，可知他所述孔子删《诗》的凡例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子谓伯鱼曰：‘女谓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鲤趋面而过廷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www.xing528.com)
那么，李光地为何以《论语》中以上几条作为删《诗》凡例呢？首先，兴、观、群、怨称为“四端”，是从《诗经》所起功用的角度而言的。兴，指诗对人思想与感情的感染与启发。观，指诗的认识作用，通过《诗经》可以考察社会现实、风俗民情与政治得失。群，指诗能够起到沟通人与人情感与思想的作用。怨，指诗能起到批评社会不良风气、讽刺的作用。《诗经》正是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功能，才能使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因此李光地把这条作为删《诗》凡例的第一条。
其次，《周南》《召南》是孔子比较重视的诗，也不应删去。据《尚书大传》，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周公治陕东，召公治陕西。周南，周公所治区域之南，召南为召公所治区域之南。李光地认为孔子对周公最为敬仰，自然也不会删去二《南》。
再次，诗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自己语言的表达能力，还是春秋时重要的外交手段，“赋诗言志”“不学《诗》，无以言”。李光地认为孔子对于无法帮助训练外交语言的诗也会删去。
最后，孔子说《诗经》之诗应该“思无邪”，即《诗经》所表达的思想应该纯正无邪念，所以不符合“思无邪”之诗也要删除。
李光地对孔子删《诗》凡例的论述可能受到程颐的启发，但又与程颐有所区别。程颐曾说：
孔子删《诗》岂只取合于《雅》《颂》之音而已，亦是谓合此义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类。其义理，非人人学至于此，安能及此？作《诗》者又非一人，上下数千年若合符节，只为合这一个理，若不合义理，孔子必不取也。[25]
程颐认为孔子删《诗》除了要符合雅正之音外，更要符合义理。程颐以“义理”为删诗的最高原则，李光地则以“思无邪”为最要准则。程颐讲的“理”，自然是“天理”，是程朱理学的最高范畴。李光地没有从程朱理学天理、人欲等方面入手，而是从《诗经》的功用、主旨等方面来论孔子删《诗》。他更多谈论经学，而非理学，这是他与程颐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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