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的新解读：孔子删《诗》的意义

《诗经》学史上，关于孔子是否删《诗》已争论了千余年。司马迁最初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其后东汉班固^[1]、郑玄^[2]等人多采用此说。直至唐代才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孔颖达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3]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4]

两宋时，学者的主要看法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孔子删《诗》，欧阳修、邵雍、程颐等人持此说。欧阳修同意司马迁之说，他说：“以予考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5]邵雍说，孔子“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6]。又说：“仲尼删诗，十去其九。”^[7]程颐说：“夫子之删《诗》《书》，使群弟子编缉之也。”^[8]欧阳修以为诸侯国众多，就算一国陈一诗就已经有一定数量了，何况还有数量众多的君主。而且根据郑玄所作《诗谱图》来看，《国风》往往有十个君主采录一篇或二十个君主采录一篇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那些没有采用的诗一定被孔子删了。

另一派认为孔子没有删《诗》，朱熹力主此说。朱熹认为孔子曾说“述而不作”，由此他认为所谓“删”，只是孔子对各方国诗歌的整理。他说：“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往往只是刊定。”^[9]又说：“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10]又说：“孔子未尝作一事，如删《诗》、定《书》，皆是因《诗》《书》而删定。”^[11]又说：“所谓删者，果是有删否？要之，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到孔子时已经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12]以欧阳修为代表宗信“删《诗》”说学者的观点，都是由司马迁之说引申而来的，而朱熹一派则多引用孔子本身的言论作为佐证。这两派学者的观点一直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直至清初这个问题依然被学者讨论。

李光地相信孔子删《诗》，他说：“《诗》三百亦删后之诗。”^[13]又说：“《诗》为夫子所删，则黜弃者多矣。”^[14]“圣人删《诗》最妙。”^[15]他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指出孔子删《诗》的三条新证据，并从《论语》中总结、归纳出孔子删《诗》所运用的六条原则。

欧阳修认为孔子删《诗》并非删去整章，有时只是删去个别语句。《小雅·常棣》，孔子就删去了“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今本《小雅·常棣》中无此句，而《论语·子罕》中有“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欧阳修说：“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小雅·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于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16](www.xing528.com)

李光地同意欧阳修的观点，也认为“《唐棣》之诗，孔子删之”^[17]。但他又指出孔子删去此句，并非仅仅因为“害于兄弟之义”，更主要的原因是它与《论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主旨不相吻合，“‘室是远而’亦与《论语》之指不合。”^[18]他说，《关雎》篇“天下惟此乐不淫，哀不伤，外来未有不淫伤者。《唐棣》之诗，孔子删之，以其无此意也”^[19]。《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关雎》篇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正合乎儒家的中庸之道。李光地以为《唐棣》篇不符合这个标准。这里他承接了欧阳修之说，又用《论语》进行了佐证，更有说服力。

李光地据《论语》认为《鄘风·硕人》篇孔子删去了“素以为绚”四字。他说：

圣人删《诗》之意，当就《论语》中求之。如“素以为绚”句，某意即在《硕人》之诗，而夫子去之。素自素，绚自绚。如人天资自天资，学问自学问，岂可说天资高便不用学问不成？正如“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又如“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一般。“绘事后素”亦言绘事必继素后耳。“礼后乎”亦言礼必继忠信之后乎，皆言绚不可抹杀也。推此可以见删《诗》之意。^[20]

《论语·八佾》篇：这句话的意思是：子夏问道：“‘巧笑倩兮，美目盻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道：“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道：“卜商啊，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21]李光地以为孔子之所以删去“素以为绚”是因为此句混淆了“质”与“文”或“天资”与“后学”的关系。孔子说有了好的本质，还要加以后天的雕饰，有了天资还要加强后天的学习。李光地认为孔子强调“礼”“学”“教化”的作用，而如果说“素以为绚”，以材质为“学”“教化”，就是去除了“礼乐”在其中的作用，自然孔子要删去了。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齐桓、晋文之诗，孔子删之。李光地指出，齐桓公、晋文公开创的霸业是春秋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诗经》按理应该有所反映，但事实恰恰相反，可见一定是孔子删去了。他说：“齐桓、晋文之事，艳于天下，而皆无诗焉，或者夸美之过，而夫子删之矣。”^[22]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两位著名的诸侯。齐桓公“尊王攘夷”，北拒戎狄，南拒荆楚，为中原文化不至衰落作了贡献。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击败楚国，在践土会盟，并召周王到会。李光地指出可能孔子认为齐桓、晋文之诗过分夸大了他们的事迹，并且春秋时礼崩乐坏，诸侯可以召周王会盟，君不君、臣不臣，也与孔子的思想不符，才可能被删去。李光地的这个说法可能是臆测之辞。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霸业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符合“仁德”的标准，又说如果不是管仲，自己就“被发左衽”了。《论语·宪问》载：“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载：“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诗经》中如果有齐桓之诗，孔子应该会保留，那么李光地所陈述的理由就无法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