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与清初经学的研究意义

学术史一直以来都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让人知晓历代学术的流变，而且关乎文化的兴衰与传承。梁启超曾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1]又说：“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2]在梁启超看来，学术思想犹如人的精神，缺乏精神的人，只能是一个躯壳。他还透露出对于当时学术界忽视学术史研究的担心，认为这会导致中国文化的衰败。钱穆也说：“就我一生读书为学的心得，我认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实际发展的过程看，自古以来学术思想是居于人生一切主导地位的。上之政治领导，下之社会教养，全赖学术思想为主导。……将来的中国，亦必然应该要依照传统重振学术才有正当的进程。……看重学术思想之领导，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之精华所在，这是不能扬弃的。”^[3]由此可见，批评、发扬、传承古代中国的学术成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笔者关注李光地经学研究，其缘由主要有四：

其一，考察李光地的经学研究，对深入认识清初学术甚有裨益。

清初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上承宋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下启清中期乾嘉考据学派，影响深远。此时，中国虽刚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华夷更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学术界却精英辈出，群星璀璨。前有李颙、孙奇逢、刘宗周等受人敬仰的大儒，后有顾炎武、黄宗羲双峰并峙。而王夫之、吕留良、陆陇其、汤斌、阎若璩、毛奇龄、万斯同、颜元等人也都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之后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时的学术界、思想界还贯穿着两大主题：会通朱王与经学复兴。朱熹与王阳明一前一后两位大儒还是当时学人讨论的主要内容；朱熹的《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还无法被后人超越。由于王学被视为对明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被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渐渐抛弃，不过其思想的种子还深深地扎根于学者们的内心，从而在程朱与陆王之间游移不定。随着陆王心学的衰落，汉学与宋学之争逐渐取代程朱与陆王的角逐，成为了舞台的主角。^[4]六经又重新回归。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观点的提出，标志着经学复兴的开始。钱穆在《论清初诸儒之学》一文中曾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当时学界的情形，谈及清初学者的学问、情操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敬仰之情，他说：

言神州学风者，莫尚于清初。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闻广览，而无其琐碎。宋明诸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惟清初诸儒而已。^[5]

可以说，清初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精彩纷呈的年代。李光地恰好出生、成长于这个历史阶段，他的经学研究是清初经学复兴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代表了当时学术发展与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李光地的经学研究成果丰富，其学术成就值得借鉴。

据统计，李光地有著作70余种500余卷。^[6]他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经、史、子、集领域均有著述，其中占主要部分的当数经书。李光地少时就熟读经书，成年后又在经学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对于《诗经》《春秋》《尚书》三部经典，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作《诗所》，不专主朱熹《诗集传》；作《春秋毁余》，不信褒贬之说；作《尚书七篇解义》全力维护伪古文。李光地的经学研究在当时虽不称独树一帜，却有自己的心得，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和研究。

其三，历来对李光地的学术地位评说不一，需要重新考量。

对李光地学术地位的评价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康熙皇帝评价李光地说：“久任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7]杨名时评价李光地“以濂洛关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以天授明睿之姿，覃思经义，积六十年精融浑化，自汉唐来未有俦匹。所著《学》《庸》《语》《孟》解、《毛诗所》，《尚书·洪范》诸篇之说，及所纂周、程、邵、张、朱子等编，无非根极性命、开关启钥之书。所论数律算术，皆洞彻原本，贯穿古今，一一可施于实用，利赖无穷焉。”^[8]李绂说他：“修《朱子全书》《性理精义》，俱行海内。所著有《周易通论》《观彖大指》，若《中庸章段余论》及《洪范说》三篇，皆心得之妙，先儒复起，不易其言。又有《大学古本说》《论孟札记》《诗所》，惟《尚书》《春秋》未成书。他述著甚富，并奉旨进呈，藏于内殿。论其所至，盖真德秀、许衡有所不逮，蔡清以下无论矣。”^[9]

相比褒扬，更多的是批评。如全祖望说他：“榕村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其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10]又说他：“即以其经术论，惟律吕、历算、音韵颇称有得，其余亦不足道。而以筹算言图书，则支离之甚者。言互体更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名文前选》之精，曰一乡一国士子有能熟于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灾。呜呼！相公纸尾之学，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尽在于此，然则固兔园制举之本领耳。晚而取欧罗巴国之技术，自夸绝学，以为是月窟天根之秘也。”^[11]全祖望除肯定其音韵、历算之学外，认为李光地其他学问毫无可取之处。(www.xing528.com)

光绪三十年（1904），章炳麟评价李光地说：“治漳浦黄道周之术，善占卦。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其习业因时转移，闻时贵律历，即为章筭几何；贵训诂，即稍稍理故书；贵文言幽眇也，即皮傅《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雅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卒以附会得人主意，称为名相。”^[12]在章炳麟看来，李光地之学术取向多受康熙帝喜好之影响，学术只是他博取地位的工具而已。

1936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李光地“号称康熙朝‘主持正学’的中坚人物，一双眼睛常常钉在两庑的几块冷猪肉上头，他的官却是卖了一位老朋友陈梦雷换来的。他的老子死了，他却贪做官不肯奔丧，他临死却有一位外妇所生的儿子来承受家产。”^[13]梁启超又说：“我是最尊崇先辈，万分不愿意说人坏话的人，但对于这群假道学先生实在是痛恨不过，破口说那么几句。”^[14]梁启超对于李光地的种种评价此后被学者广泛征引，影响尤其广泛。

1942年，钱穆在《清儒学案序目》中论及顺、康、雍理学时说：“遗民不世袭，中国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建州诸酋乃亦唱导正学以牢笼当世之人心。于是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刀锯鼎镬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于斯时而自负为正学道统者，在野如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则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往者杨园、语水诸人谨守程朱榘矱者，宁有此乎？充其极，尚不足追步许衡、吴澄，而谓程朱复生，将许之为护法之门徒，其谁信之？”^[15]

1963年，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评价李光地的学术。他认为李光地为了逢迎康熙皇帝而宗信程朱，学问多名不副实。他说：“光地说经之书甚多，而皆以阐明义理为主。其时清廷方表彰朱子之学，别黑白而定一尊，以牢笼天下之士。光地迎会主意，恒有其所以自固之道……故其一生论学，亦惟视人主之意为转移。……其致力朱子之学，亦特奉行功令，以为持禄保宠之资耳，初无自得之实也。”^[16]张舜徽又严厉批评道：李光地“其人其学，早有定价。乃耳食之徒，震于其位秩之隆，门墙之盛，相与推为理学名儒，亦只得谓为伪理学耳。……光地阐述理道之言，大抵袭取前儒旧论，鲜所发明。”^[17]张舜徽认为李光地根本不懂文字训诂，“望文生训，穿凿已甚，尤有以见其不学无术也”^[18]。张舜徽对于李光地的评价还明显受到清人的影响，而其对李光地学术成就的评价是站在考据学派的立场上进行的。

1985年，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指出李光地“以道学为得君之工具”^[19]，人品不纯。又认为：“全祖望曾以负友、夺情及外妇之子三事深讥光地，‘伪道学’三字对于光地，十分允当。”^[20]

以上学者对于李光地的评价，今天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是他们的评价多为首先否定其道德，进而否定其学术，却缺乏对其学术具体、详细的论断。可以说李光地的学术思想一直以来还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曲解。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对一个人德与才的评价永远是倾向于前者的。李光地作为一名道德上有瑕疵的人，他在理学、经学中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会被忽略。李光地的学术思想被忽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今人往往以现代学术眼光来评判过去学者学术的价值，这就会多有偏颇。诚然，李光地的学术观点亦多有错误，但不能因此忽视他在当时的学术贡献。而以现在的眼光来反观过去就显得不太妥当了，因而有学者说：“以今天的学术现状来反推昨天的学术发展历程，是典型的‘马后炮’。也就是说，学术史家首先把今天的‘现状’设定成了学术发展的‘结果’，然后再从过去的学术成果中挖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如此因果相继，构成一部学术发展史。”^[21]这样，李光地一直以来就以一个顽固、腐朽的道学家面目示人，而其经学研究也就被人忽略了。评价一个学术人物，道德水准自然十分重要，但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评价方式是不可取的。今天的研究者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立场，还原其所处的时代与学术背景，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学人。因此，对李光地学术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对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有必要重新定位。

其四，探讨李光地的经学研究有助于理解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

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22]中认为，学术脉络的发展除了外缘之外，更重要的是内缘，余英时称之为“内在理路”。他认为宋儒“道问学”的精神一直存在并传至清代，发展为乾嘉学派的经史考证。此说通过对李光地经学的研究也能加以印证。李光地虽为理学家，但其晚年逐渐转为经学研究，他对顾炎武、阎若璩等经学考据学者也多怀敬意，对于顾炎武尤为推崇，并为之作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道问学”的精神无论是在理学家那里，还是在考据学家那里，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而言之，本文无意为李光地翻案，更多的是希望借助研究李光地的学术来说明清初经学的发展。李光地一生治学先由陆王而入程朱，再由程朱而入经学考据，其缘由与政治、清初的学术取向多有紧密关联。光地之学问于清初学者多有不逮，但其间亦不乏可取、可研究之处。今天我们研究李光地之经学，既可以明晓经学与政治之关系，也可以重新评价其学术地位并认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由此可见，对于李光地一类的人物，似乎到了放下成见，以一种新的眼光与视角去重新审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