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献可以提供背景资料，用来衬托研究的主要发现。把主要资料放在较大的脉络下来表达，对于大部分不是专家的读者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即使是专家，也不可能每次都立即理解到研究发现的意义。就以某地医生人数目为例，这个看起来简单直接的发现，孤立地发表时，意义并不清楚；可是，若能找到当地人口总数，便可计算出每千名人口中医生的比率，若能同时发表其他地区的比率，则医生数目便更有意义了。又如评估两个门市部时，单单找出营业额是不够的，如果知道甲门市部所处地区人口较多而且位置较佳，那么即使营业额一样，评估的结论也应不同。
有些背景资料可以导致原来假设的修订，那就简直可当作主要论据中重要的一环。不单像绿叶衬牡丹，甚至有画龙点睛或改鹿为马之功。举个例子：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时，有一条“船队配备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多名”的数据，表面看来跟主题关系不太直接。可是，如果找到一般明军每十万人配十四名医士的编制作背景，下西洋编制中每一百五十人员配一名医士的数字立即便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扯到经济方面去了，严重挑战了“下西洋只是为了政治目的”这项假设。而根据儒生史笔的直接资料和一些接受史书观点的学者的见解，郑和下西洋的经济目的是被有意无意地贬低甚至否决了。那么这条医士编制数据便从衬托性资料转化为直接资料[3]。(www.xing528.com)
不过，除非有转化为主要论据的可能性，对于衬托性资料，还是不宜花太多时间和资源去钻研，这是研究者浏览文献时须经常提醒自己的。衬托性资料的编排，是经过选择的，不能找到什么都胡乱塞进去。画蛇添足的资料，不会反映研究者的博学，只会造成报告的混乱，反映研究者的轻率。不容忽略的是，在不同背景衬托之下，读者对主要资料的理解会大不相同。就以上述医生数目为例，即使单从居民就医机会这个角度来观察，找出“每名医生每年诊症数量”作衬托资料，跟拿“居民总数”来衬托，其后果便可能很不同。因此，找寻衬托性资料时我们可以广泛撒网，尽量捞捕，发表时却须精心选配。如果有些理论上可能令人改观的衬托性资料（如若找到该区老人比例特别高，或该区某年疫病流行的资料，会显示出该区该年的医疗力量较薄弱）在实际中无法找到，也需要在研究报告中提示读者这类背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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