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的源起：科学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定性社会科学研究始于西方人对外国陌生群体的探讨。他们发现，相似的举动对不同文化背景者可能有不同的意思，而同样意思则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法^[2]。要理解表面现象，首先须学懂从行事者本身的价值观和视野出发。由于这类研究多从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开始，习惯上称为民族志或人类学研究。后来西方学者发现本土社会内的人群也有不少差异，不易受主流想法理解，遂把这种方法引入本地，鼓励研究者长期进驻现场，甚至采用一个当地成员的身份，或明或暗地就地观察。这种方式，要求研究者自觉地排除本身或主流的观点，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讯息，都视作对该群行动者有意义的符号，重构这些言行在他们之间的意义。这些“定性”资料，跟研究者在熟悉场合找到的“定量”资料（如人口调查、入学率、毕业率、入狱率）明显不同，但不能否定其资料性，可以双管齐下。

有颇大一批定性方法论者认为：关于社会行为的知识不可能是绝对客观或主观的，而是“主观之间的建构”。研究对象的思行不能抛开他们本身赋予这些言行的意义去理解，也不能抛开研究员本身赋予这些言行的意义去理解。这批学者认为抽查就像根据一帧硬照中的姿态来认识一个人，从问卷搜集到的资料就像把主角以外的人物和背景剪掉，只凭多帧孤立的人像去解释社会行为那样。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受不断变迁的环境的影响，每次言行都有特殊的时空背景，因此，他们的搜集和报道方法，是不厌其烦地以浓墨细笔去描述行动者对本身和当时环境的了解。他们的分析集中于独特时空内的思行，不轻易推论到行动者在其他时空下的表现，更不愿推论到其他行动者去。因此，定性研究者若作推论，只是止于社会行动中一些共同模式（例如在丧礼、球场或酒馆中人们的举动和意义），而非在某一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带有某种思行。

这种思路，不约而同地跟孔子因材施教的做法和因时而异的评论标准一致。孔子就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特定情境下的应有言行订出特殊的认可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孔子预设了一套宗法礼制观，来判断行为的正确性；而定性研究者，只图揣摩行动者的态度和想法，不预设任何价值观，也不判断。资料的搜集范围和分析皆围绕行动者各方面的生活方式，尽量罗列多种有关角度下的信息（尤其是常被忽略的角度），互相对比，以打算找出多种思行之间、可能的同类行动者之间、过去和将来之间有没有共同模式。

由于研究者自觉认识不足，便尽量采用所有资料源：文献、直接观察、参与观察、统计数字、结构化访问、闲谈等。许多工作都需要亲力亲为：搜集有关当地/某个群体的资料，认识一些相关人事，安排以什么身份如何进入现场，维持人际关系，制订各种访问大纲，尽速填写田野笔记，引证不同资料，警惕新假设出现的可能，等等。(www.xing528.com)

定性研究跟定量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假定了较多的理论、未验假设或共识（例如，当地经济持续发展，便有很多人有能力和意愿搬入）。有了共同概念，然后才开始搜集和分析资料，步骤明确。定性研究虽可能也有些理论或共识作初步假设，但不会通盘接受所有既存认识，而是打算重新搜集资料，找出新概念的定义，所有概念都容许甚至鼓励被新资料修改。定性研究也不像定量方法有预先订出的次序可循，而是在概念化、资料搜集、资料分析和理论/经验对照之间同步和反复进行，每个步骤可以互为影响，以探索新视野、捕捉成见以外的理解。

捕捉新理解的步骤不能天马行空擅自创作，而是扎根于资料的整理、分类、重组或建构。研究者把各种表面上不同的言行分类、编码（coding），然后从各类别中归纳出言行事象之间的共性。举一个例子：在一项对驻院护士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护士关于病逝者的观感，例如“他还这么年轻”“她过了充实的一生”“他会有很好的前途”“孩子还那么小，没了她怎么办”，等等。从这些观感中，研究者提取出“社会价值的丧失”这个概念，推论出社会服务从业人员会估计病逝者的社会价值，并对价值高者的英年早逝更加感伤。这种新发现可以帮助院方辅导员开解护士的情绪，避免员工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