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学术文化人才辈出：浙东学术文化名人

唐宋以后，宁波(古称明州、庆元)成为浙东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心和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宁波人善于经商，也会做学问。尤其是西晋末及北宋末黄河流域居民两次大规模南迁，有不少士大夫和北地望族举家到浙东一带定居，对于宁波文化的兴盛和学术人才群体的形成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自古至今，宁波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史学家、经学家和教育家，可谓人才辈出，群星闪烁，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纵观人类文明史，环境对于一个地区人才群体的形成是有重要影响的。宁波得天独厚的区域环境是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兴起和涌现的前提。宁波学术文化人才辈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既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连，也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关。

第一，经济的长足发展，是历代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涌现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才群体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因为经济的发展为该地区的教育发展、文化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而成为该地区人才辈出的前提。

文献资料表明，在南宋，明州、庆元(宁波)经济发展，生产力已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例如仅明州城西的粮食亩产就达六七石，创造了宋代全国稻谷亩产的最高纪录。另外，此地商品经济十分兴盛，镇市贸易发达。早在北宋，明州郊区已有集市。如舒亶的诗中有“草市朝朝合”的诗句，并作了“四郭皆有市”的注释。在元丰年间(1017~1021)，鄞县的小溪镇，奉化的公塘镇、鲒埼镇，定海(镇海)的蟹浦镇，贸易兴盛，征收商税。仅奉化、慈溪、鄞县小溪，征酒税即达83154贯。南宋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当时庆元府(宁波)有7镇22市。经济发展，促进人才群体涌现。这体现在两点：一是经济长足发展，为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使社会安定，有更多人接受教育，读书人也有更多的精力安下心来搞学问；二是经济长足发展，有了财力，为学校开办提供了经费来源。比如，明州宋代的州县学发达，与当时明州经济发展有关，除了州县拨款外，也有私人捐款捐地，教育经费都比较充足和稳定。

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导致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的涌现。据清雍正《浙江通志》记载，在南宋，今宇波市境内有进士983人。其中鄞县509人、奉化122人、宁海112人、余姚96人、慈溪93人、定海(镇海)35人、象山16人，位居浙江历朝进士数首位，占浙江省的17%。南宋，全省出状元28人，而宁波就有5人。其中鄞县出状元4人，他们是张孝祥、姚颖、傅行简袁甫，为省内状元最多的县。进士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以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名世，比如，杨简、袁甫、袁燮、沈焕、张孝祥、史蒙卿、王应麟都是进士出身。

第二，教育事业的发达，是历代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涌现的良好条件。

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涌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教育事业发达，读书人多。宁波的教育源远流长，重教兴学世代相承。《后汉书》载，早在东汉，宁波境内已有学宫。唐开元年间建州学。唐会昌六年(846)象山建县学，并于大中四年(850)建蓬菜书院。宋代教育事业的发达主要是州、县学的兴盛和书院的普遍出现。明州在唐代的基础上普遍设置州、县学。如其所辖的鄞县、慈溪、定海(镇海)、余姚、宁海在北宋建县学，在南宋又进一步发展。宋代学者梅应发曾描述过当时宁波州学的盛况。他说：“世人之言郡洋者必日：一漳二明。盖漳以财裕言，明以舍馆之宏伟言也。巍堂修庑，广序环庐，槐竹森森，气象严整。旧额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后比屋诗礼，冠带如云春秋鼓箧者率三数千，童仆执经者亦以百计，著录浸倍。”适逢开堂讲义，则“环堂而听者以千计”。其时，县学也很发达。宋庆历年间(1041-1048)，王安石为鄞县令，设立县学，聘请名家楼郁、杜醇为教师。慈溪县民聚资建孔子庙，“为学舍讲堂其中”。象山县令顾方建学舍，亲为讲解。当时，地方守令重视教育，相继把没收的官物产拨给州、县学，使州、县学经费充裕。如慈溪县学有学田392亩、地28亩、山6亩，收租米182石、谷113石、租钱47贯30文。

宋代宁波还普遍设立书院。如有鄞县的长春书院、城南书院、桃源书院、甬东书院；慈溪的海隅书屋、杜洲书院、慈湖书院；奉化的龙津书院、广平书院；余姚的高节书院、怡思书院，还有岱山书院等。州、县学和书院的发展，无疑促进了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的涌现。如此，不但出现了“庆历五先生”那样的教育人才；而且也哺育了“雨上四先生”和陈埙、黄震、王应麟“同谷三先生”，以及张孝祥、吴文英、胡三省等在宋代富有影响的杰出学术人才。全祖望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赞曰：“吾乡杨、杜五先生者，骈集于百里之间，可不谓极盛欤。”“夷考五先生皆约草庐，不求闻达，…年望弥高，陶成倍广，数十年以后，吾乡遂称邹鲁。

清代宁波书院教育有了新发展，尽管康熙年间创办较少，仅8家，但乾嘉以后有了较快发展，仅同(治)光(绪)年间就创办书院25所。清末民初，随着西式学堂普遍出现，宁波教育取得了近代化发展，办起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普通中小学和工商、农业、政法、师范等门类的职业学校。至1908年，已有中学堂5所、中等专业学堂6所、小学堂280所，分别占浙江省总数的16.7%、30.8%、18.6%，均为全省第一，全国领先。而且从19世纪末开始，宁波人还纷纷出国留学，翁文灏(鄞县)、蒋梦麟(余姚)、林汉达(慈溪)陈之佛(慈溪)、董辅礽(镇海)等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有影响的学者。翁文濒为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人，蒋梦麟为北大校长，陈之佛为功勋卓著的艺术教育家，林汉达是著名教育家，董辅礽为著名经济学家。

第三，政府和官员的重视，是历代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涌现的重要因素

学术文化人才群体的产生与政府和官员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政府与地方官吏对人才重视，尊师重教，会推动当地的学术文化人才的出现和人才群体的形成。在北宋，正是鄞县县令王安石的尊师重教，为“庆历五先生”这一人才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证。楼郁、杜醇、杨适、王致、王说(世称“庆世五先生”)都得到过政府的支持和重用。北宋政府给当时明州的书院赐《九经》。郵县人王说在府城西30里桃源乡创办桃源书院，教授乡里30余年，宋神宗于熙宁九年(1076)赐额“桃源书院”。王安石十分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说：“群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他为办鄞县县学就聘请楼郁、杜醇为县学老师。慈溪人杜醇“笃志穷经”，是有德行的“名儒”，学者以为楷模，王安石聘其为县学教师。他多次对杜醇发出邀请，对杜醇说：“天之有斯道，固将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余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以为之师”。后来杜醇去世，王安石十分悲痛，写了《悼四明杜醇》一诗，流露出深切的怀念之情。楼郁，皇祐五年(1053)进士，他十分好学，自六经百家传记，没有一本不读，庆历中“掌教县庠者数年，又教授郡学，前后三十余年”。为此，王安石对楼郁非常钦佩，说他“学行笃美，信于士友，穷居海濒，自乐于屡空之内，此某所仰叹也”。

晚清以来，一些主张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提倡教育革新的官员，都积极倡办新学，培养人才。光绪五年(1879)，宁波知府宗源瀚首创志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宁波知府程稻村采纳严信厚等倡议建宁波储才学堂。这是宁波第一所中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4)，宁波知府喻庶三(兆落)先后建宁波府师范学堂、宁波府女学堂、宁波法政学堂，改储才学堂为宁波府中学堂。1907年，喻庶三升任宁绍台道，拨地拨银建宁波府中学堂新校舍。民国时期，陈宝麟任鄞县县长达11年之久。他兴办县立乡村师范学校，鄞县小学也从404所发展到700所。1937年，该县以办理教育成绩优良受省政府嘉奖。

正是因为宁波历代政府与官员对教育的重视，才使宁波学术人才辈出。比如，王安石任鄞县令时，就支持楼郁等人办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在楼郁门下就有不少人才，诸如舒亶、丰稷、罗适、俞充等。其门生宁海人罗适有《赤城集》百卷，罗适同乡、南宋学者舒岳祥作有《罗赤城先生》，称罗适“文起吾乡秀，心如百代宗，名节台山峻，词华淮海雄。”明代名士方孝孺也赞誉罗适“循声茂绩，为吾宁(海)有宋名家第一”。北宋著名诗人舒亶亦是楼郁门下。据《宋史·艺文志》所载，舒亶有文集100卷；但年久已散失，近人张寿庸所辑《四明丛书》收有《舒懒堂诗文存》3卷。舒亶善于小令，天启《慈溪县志》称他“为文不立稿，尤长于声律，词为天下第一”。全祖望也说他“文辞终属甬上名笔”。

第四，学术思想的活跃，是历代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涌现的直接动因

宁波历代学术思想活跃，对推动学术文化人才群体的涌现产生直接的影响。两宋期间，宁波学术文化人才辈出，北宋有杜醇、杨适、楼郁、王致、王说“庆历五先生”，他们既是教育家，又是理学家。南宋时的宁波更是人才济济，有舒璘、沈焕、袁姑、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他们继承陆九渊理学，在浙东有很大影响。还有陈埙、黄震、王应麟“同谷三先生”等。真德秀在《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七《袁燮行状》中说：“乾道初，(袁)燮入太学，陆九龄为学录，同里沈焕、杨简、舒璘亦皆聚于学，以道义相切磨。”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尽管他们在学术上各自有不同的风格，但很宽容、谦逊，互相“切磨”。既从不同角度传播和推进了陆九渊的思想，也在“切磨”中开阔视野，提高自己的才能，对人才群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雨上四先生”亦与其他学者进行学术切磋。如《宝庆四明志·先贤事迹》中称舒璘与“南轩(张轼)开端，象山洗涤，老杨(慈溪杨庭显)琢磨。”全祖望在《四先生祠堂啤》中也说：“广平(舒璘)尝切磋于晦翁”，而沈焕也曾与“东菜吕公伯伸极辩古今，始知周览博考之益”。

明末清初的姚江书院、雨上证人书院，学术空气相当活跃。姚江书院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讲会制度，互相切磋。雨上证人书院的教学形式采用个别研读、相互辩论和集众讲学相结合的方式，除了黄宗羲讲学外，郑性、万斯大、万斯选、万斯同、万言、黄百家、董允会、陈自舜经常到书院辩论、探讨时名土云集，文人荟萃。郑梁的《寒村诗文选·跛翁传》说：“岁丁未，偕同学十数子执贽其(黄宗義)门。因为讲经之会于雨上，一时胜友如云，质疑送难，号称极盛。”质疑送难就是学术探讨。正是在这种学风下，雨上证人书院的学习内容得以大力拓展，开设经学、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和历算等课，听讲的人达100多人。其中黄宗羲的弟子有66人，被他推许者18人，从而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体的清代浙东学派。这一人才群体的形成，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藏书业的发达，是历代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涌现的又一原因

宁波历代学术文化人才辈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成为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明显得益于私家藏书。比如，在南宋宁波就有不少藏书家。月湖有两大藏书家，居南者为楼钥，居北者为史守之，有“南楼北史”之称。全祖望在《湖语》中说：“藏书之富，南楼北史”。楼钥家有万卷藏书，这使楼钥精于经学，旁贯史学，兼通诸子百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问赅博文章淹雅，尤多为世所传述。”袁桷在《延祐四明志》中称其“经训小学，精确可信”。

从事学术研究，谁都离不开书，学派的形成和学术人才群体的涌现也与书紧密关联。宁波在清代之所以学术人才辈出，涌现出在全国有重量级的杰出学者，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等，形成清代富有影响的浙东学派，书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浙东学派的开山祖黄宗羲，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清初最著名的三大学者之一，与顾炎武、王夫之并列为中国文化史中的启蒙思想巨匠。黄宗羲之所以成为一代思想巨匠，浙东丰富的藏书资源有其一功。他不但阅读自己藏书楼续钞堂中的书，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登天一阁看书，黄宗羲在他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曾经说：“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正是由于黄宗羲利用宁波的天一阁等疲书资源，从而使他视野开阔，成为清代的大学问家。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史要论》增订本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活老师说，图书馆可算是死老师，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前述马克思著《资本论》和他在大英帝国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藏书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藏书的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阁，藏书甚富；毛子晋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这里明确指出黄宗羲之所以成为大学问家，与藏书有密切的关系。天一阁藏书楼等为黄宗羲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他成为清初的著名学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蔡尚思所说的“清初黄宗羲等人”，当然不单单是指黄宗羲一个人，而是指整个浙东学派，包括黄宗羲及其高足万斯大、万斯同，他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和后来的邵廷采、邵晋涵等人。上述这些大家，研究成就卓著，与宁波的藏书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等人，本身就是藏书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如晚清的徐时栋的烟屿楼藏书五六万卷，这些藏书使徐时栋成为浙东富有影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代的董沛喜好藏书，筑“六ー山房”，聚书5万卷。正因为其藏书丰富，促使他学识丰富，著作丰盛，著有《明州系年录》、《两浙令长考》、《甲丁乡试同年录》、《周官职方解》、《竹书记年拾遗》、《甬上宋元诗略》、《正谊堂文集》等数十余部。清同治七年(1868)，徐时栋主纂《鄞县志》，未竟而卒。董沛踵成光绪鄞县志》，从而使其成为一位大学者。

纵观古今宁波各类学术文化人才群体，择其人才比较集中、成就比较突出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类型。

哲学人才群体。浙东哲学源远流长。其哲学方面的人才有“甬上四先生”和王守仁(阳明)、钱德洪、徐爱、沈国模、史孝成、朱之瑜(舜水)等。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学”在全国乃至海外(如日本等)有重大的学术影响。当代的冯定亦是哲学大家。

“甬上四先生”是指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是南宋陆学在四明的传人。陆九渊以后，浙江的心学跃为主流，成为象山(陆九渊)心学流传最重要的地区。“雨上四先生"对陆九渊心学在浙东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全祖望说：“象山之门，必以雨上四先生为首。”陆九渊的最基本命题是“心即理”杨简利用儒家经典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心是最高范畴，是万事万物之源的精神性实体，主张“人心本正”。袁燮沿着政治和伦理的方向，把陆九渊心学用于社会，得出一些政治哲学的结论，认为“心”体现为一切社会行为。舒璘的思想特色是“平实”，将空玄的陆九渊心学移向平凡的日常生活，认为心是本源，以此来说明人的道德修养问题。沈焕对陆九渊虽然没有执师生之礼，但他的思想仍是陆九渊心学的路数，认为心是根本，主张修养不能离开陆学的“光立大本”。

明代的王守仁(阳明)是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其著作被后人编为《王文公全书》38卷，其中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其主要哲学思想：一是提出了“心外无物”命题。他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心即理也”的学说，主张“心外无物”。与心外无物相联系，他又提出了“心外无理”，认为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之中。这就把人的感觉、意识绝对化、片面化，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二是提出了“致良知”的主张。王守仁提出“致良知”学说渊源于《孟子》的良知良能与《大学》里的“致知在格物”。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仍然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而且与他的心学”思想密切结合。他提出“良知者，心之本体”，并提出以良知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在举国顶礼膜拜程朱理学的明代，王守仁反对权威，反对教条，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传统起了冲击作用。三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行是知的条件，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并且指出行是知的完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但他旨在反对朱意的“知先行后”的学说。尤其是他注意“行”，以及提出知与行的相互依存、认识的目的认识来源于“亲身践履”等命题，都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

徐爱、钱德洪是王守仁的弟子，为传播发展“阳明学说”作了不解努力。徐爱，字日仁，号横山，余姚人。他拜王守仁为师，一次途中王守仁给徐爱讲《大学》宗旨，徐爱把讲授记录整理为《传习录》首卷，“善发师门旨意”。王守仁出征广西，钱德洪与王畿在阳明书院讲学。钱德洪向四方来的学者深入浅出地讲解王守仁学说的“要旨”，积极宣传王学，并回答学者们提出的有关“王学”思想的一些问题。因此，被钱德洪称为“教授师”，先后主张“良知”之学达30年。邵延采说：“姚江讲学之盛，前称徐(爱)钱(德洪)，后称沈(国模)史(孝成)。”如果说徐爱、钱德洪曾以龙泉寺中天阁为讲学的主要阵地，那么明末的姚江书院便是研究、传播王学的重要场所。沈国模、史孝成、管宗圣等，为传播“阳明学说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黄宗菱曾对此作了评价：“得阳明而益信。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

在近现代学者中，冯定是著名的哲学家。他是慈溪县(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著有《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其《平凡的真理》是他1947在《大连日报》上发表的一组哲学短文的总称,1948年由光华书店结集出版。1950年6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此后经作者重写，于1955年10月由中国出版社出版。全书27万字。该书打破了以往哲学教科书的格式，表达了冯定对自己哲学的理念。他认为，哲学是一种真理，是“离不开平凡的真理”，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此书堪称哲学专著通俗化和通俗哲学专著化的典范。1978年夏秋之际，他在“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研讨会”上发言，阐述“科学无禁区”的道理，并在北京大学作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报告。他还撰写过《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一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吸取人类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等二十余篇文章。冯定积极提倡哲学的应用，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人生的研究，以唯物辩证法指导社会矛盾的分析，并开拓了哲学研究新领域自然哲学。”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普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都有过杰出的贡献。

经学人才群体。浙东经学人才辈出，其中不少是宁波人。主要有万斯大、万斯同、黄宗炎、姜炳章、万经、黄式三等。

万斯大是浙东经学在清代的主要代表，鄞县人。少年时从学于黄宗羲。他一生不追求科名，精于经学，“慨然以穷经自任。”他对《春秋》及《三礼》进行深人研究，著有《学礼质疑》、《学礼偶笺》、《仪礼商》、《周官辨非〉、《学春秋随笔》等，后由其子万经编为《经学五书》刊行。

经学研究中，万斯大坚持切磋研讨，辩论争鸣。他研究经学的方法，由其师黄宗羲作了概括，这就是“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当时和稍后的学者充分肯定了万斯大的经学成就。黄宗羲称赞说：“充宗(万斯大)之经学，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传也。”李邺嗣也赞扬说：“说经无双，名擅八龙，昔有慈明，今见充宗。清嘉庆年间的阮元进一步评述说：“万氏之学，以经解经，不苟同于传注。其说郊祀、宗法制度及《春秋随笔》、《周官辨非》两书，立体严正，析理精微，其迹似争，而实非数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

经学家姜炳章，清乾隆十九年(1754)进土，与纪昀、钱大昕等并称“八度”。归里以后，他留心著作，于诸经史都有所讲解。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所著书共24种、185卷，尤“精于经学，兼长义理考据”。其经学著作有《周易通旨》8卷、《诗序广义》24卷、《诗经提纲》1卷、《读左补义》50卷、《檀弓多铽》1卷等。其中(诗序广义》、《读左补义》，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提要对《诗序补义》评述：“是篇以诗序首句为国史所传。如苏撤之例。但辙于首句下申明之语，删除不论，炳璋仍其原文，也首句离一字书之，而一一订其硫舛，例又小殊。盖参用朱之《诗序辨说》之议，贯通两家也”。关于《读左补义》，提要也作略说：“《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旧文。其凡有五：一日西周日典，二日东迁后列国相治之例，三日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日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定海人黄式三、黄以周也治经学。黄式三生平于经学，无所不窥，他“为学不立门户，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尤长《三礼》”。他的主要经学著作有《易释》4卷、《易传通解》、《尚书启蒙》等。

此外，余姚黄宗炎、象山倪象占、鄞县万经、宁海华祝等在经学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黄宗炎的《周易象辞》，说《易》力辟陈抟之学。倪象占的《周易索诂》，历时8年方才完成。此书刻本精巧，每卦爻杂取汉、宋各家卦变多变诸说，合程朱经典《易经》、《本义》为一体。万经增补其父万斯大的《礼记集解》、《春秋明义》二书，并把《学礼质疑》等合编为《经学五书》刊行，续纂万言《尚书说》，以成万氏之经学。

万斯同在清代不但以史学，而且以经学而著名。钱仪吉《碑传集》就把他列于《经学》目中。他的经学有《诗》学、《礼》学和《书》学，而以《礼》学为主，其经学思想在清代有相当影响。

史学人才群体。浙东学术以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它肇于汉唐，发展于宋明，鼎盛于清代，至近代更有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史学人才，群星灿烂。唐有虞世南，宋有王应麟、黄震、胡三省，元有袁桷，清有浙东史学名家黄宗羲、邵廷釆、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近现代有陈汉章、马衡，当代有史学家黄云眉、童书业、王仲荦、张芝联、邹逸麟、毛昭晰等。

虞世南著有《帝王略论》、《北堂书钞》及《文集》30卷。其中，《帝王略论》是中国史学史上较早系统评论历代帝王得失贤愚的历史评论专著。南宋的王应麟、黄震、胡三省更有影响，留下丰硕的研究成果。如黄震被南宋国史院任命为史馆校阅，参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实录、国史，今存《戊辰修史传》1卷，内有杜范、真德秀、袁甫、徐元杰、李心传等传记，为研究南宋历史提供了资料。黄震还修《古今纪要逸编》1卷和《古今纪要》19卷。前者为南宋理宗、度宗时政记，因此又名为《理度两朝纪要》。后者从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到北宋哲宗时期，撮举诸史，括其纲要。王应麟在宝祐四年(1256)中博学鸿词科，曾任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著作有《深宁集》、《困学纪闻》《玉海》、《通鉴地理考》、《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答问》、《词学指南》30余种，共695卷。《困学纪闻》是一部考订评论经史百家、历代名物制度的读书札记，总共两千余条，考订史书非常精细，对历史编纂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玉海》200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类书。胡三省作《资治通鉴注》花了几十年心血，袁桷说他“释《通鉴》三十年”。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突破了前人注史的格局，把注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发扬了司马光的“考异法”，对《资治通鉴》全部文史进行了考订，指出史书及注释的多处错误；对《通鉴》文史做了大量补充，充实了许多内容，使社会历史发展各个方面能较为全面得到反映。

清代浙东史学在我国史学史上更有影响，对清代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内篇卷五《浙东学术》中就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一般认为，清代浙东有三位史学大师。黄宗羲是清代史学的开山祖，其门下传授他的史学者是鄞县人万斯同、全祖望。万斯同，字季野，为清代浙东第二位史学大师。全祖望，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私淑黄宗羲，则是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此外还有邵廷采、邵晋涵等，邵廷采、邵晋涵，皆为余姚人。邵廷采，字念鲁，亲受黄宗羲史学。邵晋涵，字与桐，又字二云，号南江，承浙东史学之绪，长于史。浙东学者在史学方面知识渊博，著作宏富，影响深远，享有盛名。浙东史学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史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如黄宗羲深晓历代史事，认为历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是无所不备，“国可灭，史不可灭”。

浙东史学学术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创立“学案体”。这主要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该书记载了明代二百余年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是我国第部完备的学术史专著。“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梁启超)黄宗羲晚年编《宋元学案》，仅完成17卷就去世。其子黄百家继承父业继续编纂，亦没完成。为继承黄宗羲事业，全祖望几乎花了全部心血来完成这一部学术史。浙东史学家创立的学案体，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二为明史纂修的贡献。黄宗羲等人对明史的纂修作了努力，尤其是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八年(1679)起，万斯同几乎竭尽全力参加明史的修纂。他携书10万卷，为编明史提供大量材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当时史臣所撰的文稿，都送他审阅裁定，《明史稿500卷，皆为万斯同所手定。梁启超说：“《明史》之成，距万氏之死已四十年史馆废弛已久。然《明史》之有相当价值，万氏力也。”"这一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教育人才群体。宁波历来教育发达，贤哲辈出。据志书记载，自宋至清，境内中进士有2478人，为全国出进士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传胪计38人，仅次于苏州、杭州。人才之兴基于教育，宁波教育源远流长，早在汉时余姚已出现学宫。唐宋以来，州、县学发达，书院林立，出现不少教育家。宋有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庆历五先生”；元有程端礼；明清有王守仁、沈光文、朱之瑜等。(www.xing528.com)

“庆历五先生”积极从事州县教学，以教育为主要职业。杨适，字安道慈溪石台乡人，隐居大隐山。其教育注重学生修炼品行。范仲淹对他很器重，“后世莫不师之”，在他门下受学的弟子是不少的。杜醇，慈溪人，与杨适同里，学者称他为石台先生。他曾为国子监学录，学者以为楷模。庆历中，王安石在鄞县办县学，曾聘他当老师；慈溪办县学，县令林肇也请他去教学。有人赞扬他的办学业绩，明代黄润玉曾称赞说：“先生有道，不求人知。耕渔养亲，德行可师。鄞慈建学，荆公起之。二邑文学，大盛于斯。”他是慈溪历史上有记载的最著名教育家之一。楼郁，庆历中“掌教县庠者数年，又教授郡学，前后三十余年”，致使“一时英俊，皆在席始”。丰稷、袁毂、罗适等知名学者，曾都出自其门下。王致，字君一，鄞县人，人称鄞江先生。他“俱以道义化乡里，诸生子弟师尊之”，王安石对他很敬重。王说，字应求，受学王致。他重视家乡的教育发展，在县西30里的桃源乡建桃源书院，教授乡里30余年。从《宋元学案》等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庆历五先生”的教育思想重经义，讲实用。如杨适“治经，不守章句”，楼郁“志操高厉，学以穷理为先”。王说同他季父王致，与楼郁、杨适、杜醇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倡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后来的四明学派，其学术思想导源于“庆历五先生”。

明代的王阳明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他热心教育,34岁开始授徒讲学，在绍兴辟稽山书院，其门人立阳明书院。其教育著作有《答顾东桥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教约》等。朱之瑜教育思想丰富，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不少弟子。他重视人才教育，以得英才为教育之乐，“凡遇英子，乐于奖进”。其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的《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学生登门求教，朱之瑜谆谆教诲的情况。朱之瑜对学生要求严格，教授学生循循不倦，并进行因材施教。沈光文在台湾从事教育，把祖国的文化带到台湾，从教十多年，传播祖国文化，被誉为台湾文化鼻祖。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洋学堂、新式中小学堂比比皆是，著名教育家不断涌现，诸如严修、张寿镛、蒋梦麟、张雪门、杨贤江、张其昀等。如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作出了拓荒性的工作。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为全社会所共享；随着社会的进步，阶级和剥削的消灭，教育要回到本来的意义上去的。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杨贤江提出要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可能，对青年进行以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德、智、体、美、劳、群全方位教育，引导青年自觉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思想和工作在当时是十分有意义的。又如，张雪门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拓者，是著名的幼儿教育家。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国幼教界涌现了两位开拓性的人物，并称为“南陈北张”。“南陈”指上虞的陈鶴琴，“北张”即为鄞县人张雪门。张雪门的教育思想丰富。他对于幼儿教育的目的、幼稚园的课程及教育方法都有论及；特别是他的幼稚园“行为课程”理论体系，独树一帜。新中国成立后，据不完全统计，出现了60多位宁波籍的我国著名高校的校长、书记以及难以计数的教授、博土生导师，遍布海内外，成就卓著。他们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闪耀思想光辉，深受教育界的称颂。

经济学人才群。这主要集中在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更多的宁波人从事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代表人物有董辅礽、乌家培、黄达人蒋学模、伍柏麟、张为国、叶雅阁等。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董辅礽曾多次说过，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地，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成果，产生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董辅礽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实际，辛勤地耕耘，不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的经济体制的本质和形式进行探索。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是一篇关于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经典性论文。他鲜明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蒋学模是享誊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许多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深人研究。其学术成就和贡献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分配理论等。他的著作《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专著”。

此外，乌家培、黄达人、伍柏麟等，在各自的领域研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都作出一定贡献。

当代宁波籍学人在法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如严景耀、江平、龚祥瑞应松年、周汉民、胡建森等，都是在法学界有影响的学者。

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家族性特点鲜明

由于共同的家学渊源与“书香传世”的传统，以及相近的人文环境、爱好、性格、知识结构等原因，在宁波学术文化人才群体形成中，出现过众多的同一家族名人辈出的现象，家门内出现父子、兄弟、祖孙，甚至数代同为人才的奇迹。

余姚的虞氏家族人才群体尤为引人注目：孙吴有经学家虞翻；东晋有史学家虞预，天文学家虞耸、虞喜；南朝有史学家虞愿，文学家虞羲、虞炎虞玩之、虞荔、虞寄等；隋唐有书法家虞世南。自东汉至唐，虞氏一门出人才数十人，研究领域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学、历法学、金石学、医药学饮食娱乐文化等。正如尹元炜在《溪上遗闻集录》中所说：“虞氏自仲翔后名人辈出，自汉至唐不绝。”

在宋代，鄞县也有不少家族呈一门相继出多名学者的盛象。如楼郁，北宋浙东有影响的教育家，著有《正议文集》30卷(已佚)、《唐书题解》30卷。《宋元学案》说楼郁“掌教县庠者数年，又教授郡县，前后三十余年”。他在教育上重经义，以理学为主要内容，“学以穷理为先”。其长子楼常也多地为官，善诗文。《全宋诗》收录楼常诗：“不老长生世所稀，要持阴德定镃基。能行方寸无欺处，方是平生踏道时。长以仁恩登恺弟，莫教深刻失便宜。行年七十看将近，见尽人间事可知。”闻述道德修养。南宋的楼铸、楼钥是楼郁的后人。楼铸著《耕织图》诗，凡二十四事，题以五言诗，是研究宋朝农业的珍贵资料。楼钥，隆兴元年(163)进士，撰有《北行日录》，以日记形式叙行程见闻，对中原地区的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有所反映；另著有《范文正公年谱》、《乐书正误》、《攻瑰集》等近十部。郵县人袁文、袁燮父子其学术在宋代也有影响。袁文所著《名贤碎事余》30卷，选录宋代名人事迹，达百余万言可惜已经散失。其子袁爕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字和叔。淳熙八年(1181)进士，授江阴尉。宁宗时为太学宗正，官至国子祭酒。学者称为絜斋先生。其主要著作有《絜斋集》26卷，有《絜斋家塾书钞》10卷，还有《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和《袁正献公遗文钞》。他对陆九渊心学有所发挥，是南宋“甬上四先生”之一。

清初复社名士万泰有子8人，即万斯年、万斯程、万斯祯、万斯昌、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备、万斯同。都以学显名，在哲学、经学、文学、史学、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被时人誉为“万氏八龙”。其中史学家万斯同尤为著名。黄宗羲、黄百家、黄炳垕三代人同为著名学者。鄞县董沛、董庆酉、董濂叔侄3人同为文献学者。黄澄量、黄肇震父子同为藏书家，为五桂楼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到现代，又有同为北京文史名家的鄞县“五马”，即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马裕藻师从章太炎学文字音韵学，其学术贡献为汉语正音，为推广国语作出杰出贡献。马衡对金石学研究贡献相当卓著，其著作《中国金石学概要》系统而科学地论述了这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及对旧金石学的评价等。马鉴、马准对于图书馆学贡献很大，而马廉则是图书收藏家。另外，慈溪陈氏兄弟陈训正、陈训恩(布雷)、陈训慈同为著名文人学者。

二是地域分布相对集中

宁波各类人才分布相对集中在上海、北京、杭州、南京、香港等地。除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外，北京、杭州、南京等做过都城。北京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杭州在南宋为都城，时称临安；南京为八朝古都。这三个城市都聚集着不少宁波人才。南宋时，不少宁波土人在杭州为官，如史浩、史弥远、史嵩之都在临安为相。其中，史弥远在宁宗时任宰相17年、理宗时拜相9年，任丞相达26年。郑清之在南宋任参知政事、丞相兼枢密使长期在临安(杭州)为官。

上海号称宁波人的第二故乡，是近代宁波人的创业大本营，也是宁波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桥梁。在上海的宁波人主要从事经济活动，也有不少学术文化人才。诸如文学艺术方面有陈训正、柔石、殷夫、巴人、应云卫、应修人、邵荃麟、袁牧之；人文社科方面有唐弢、蒋学模、余秋雨、伍柏麟等。

明清时，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有不少宁波人在那里施展才华，其中不乏学术文化人才。如文学家、史学家姜宸英，慈溪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参与纂修《明史》，分撰《刑法志》，极言明代诏狱廷杖、立枷及东、西厂卫之害；著有《湛园集》、《苇章诗集》等。又如，万斯同人京参与纂修《明史》，他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明史稿》500卷，皆为其手定。著有《历代史表》、《儒林宗派》、《纪元汇考》、《历代宰辅汇考》等。值得提的是邵晋涵对考证和辑补的贡献。他在北京期间写了《孟子述义》，对前人之失多有纠正，其《南江札记》载有考证《孟子》的札记386条、《春秋左氏传》札记225条。四库全书馆开张，他充纂修官，负责史部，“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同时，他致力于辑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早已湮没的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并加以编次；兼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辦证，进行详细考察。经过邵晋涵的辑补和编校，湮没数百年之久的《旧五代史》散而复得。近当代在京的宁波籍学术文化人才更多。诸如教育家北大校长蒋梦麟、哲学家冯定、经济学家董辅礽、党史专家胡华、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法学家江平等，这些人都是学界的一时之选。据2000年调査数据显示，当代在全国有5100名宁波籍高级人才(其中相当多是学术文化人才)。其中北京位居第一，有1690人，占总数的3%。

明代初期，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民国期间，南京又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有不少宁波人在那里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比如，有明初方孝孺、叶伯巨、桂彦良等。桂彦良与明初文学家宋濂一起在文化堂讲学，后来任晋王朱桐右傅。洪武十ー年(1378)，明太祖亲自作文赐之，称桂彦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其著作有《清节》、《清溪》、《老拙》诸集。他献给明太祖的《太平治要策》共十二条，反映其治国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法天道，广地理，顺人心，养圣德，培国脉，开经舞，精选举，审刑罚，敦教化，驭四裔，搜才俊，广咨访”。方孝孺，宁海缑城里溪上方(今宁海县大佳河镇溪下王方村)人，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学者称其为正学先生。他19岁拜明初文学家宋濂为师，后在浦阳山中随宋濂读经4年，学业大进。后因人推荐，被明太祖召见，任汉中府学教授。洪武三十六年(1403)，方孝孺奉召进京，在南京为翰林侍讲、翰林学士。他著有《逊志斋集》，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法学家和文学家。民国期间，在南京也有不少宇波学者。比如，慈溪人陈之佛1931年应时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专修课主任徐悲鸿的邀请，来到南京，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科，讲授图案、色彩学、透视学、中国美术学、西洋美术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南京师范学院、南京艺专、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任教，为祖国培养了不少工艺美术人才，成为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和现代工艺美术者。

三是体现时代性

宁波在各个时期都出现学术文化人才群体，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而其各个时期的人才群体又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宋室南渡以后，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尤其是北方的读书人纷纷南迁，明州(庆元)人才不断增多。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载：“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致使明州(庆元)成为“天下贤俊、多避于此”的江南七府之一。比如，《宝庆四明志》卷十曾经记载明州在宋建炎二年(1128)至开庆元年(1259)共731名进士，其中从北方迁人的就有155人，约占21.7%。著名的学者王应麟就是河南开封人，张孝祥是安徴和县人。南宋灭亡后，明州(庆元)及宁海的儒土感到悲哀与无奈，找到诗歌这一最便于抒发愤？抑郁之怀的理想载体。如宁海的胡三省、舒岳祥、刘庄孙，奉化的戴表元，及鄞县的王应麟、陈允平、袁桷等人，互相唱和，标志着遗民诗人人才群体的形成。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句余土音序》中说：“宋之亡也，遗老自相唱酬，则深宁王公为主盟，陈西蔍尤工诗。”深宁王公指的是王应麟即陈允平。《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八中也说：“宋之元，四方遗老避地来庆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预焉：其一为舒间风岳祥，其为先生(胡三省)，其一为刘正仲庄孙，皆馆袁氏。时奉化戴户部剡源亦在，其与闻风、正仲和诗最富。”这里明确表明宁海的舒岳祥、刘庄孙、胡三省与奉化的戴表元互相唱和，抒发对故国的怀念之情。显然，这一(遗民诗人)人才群体的形成，体现了南宋末的时代特征。

四是身兼多能，富有建树

考察宁波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不少宁波学者一人在多种学科中富有建树。如南宋的史浩，既是政治家，又在理学、词学上富有影响。他是南宋的著名词人，其《郧峰真隐漫录》保存了宋代大曲歌词，至今能见到的有《采连》、《采莲舞》、《太清舞》、《花舞》、《柘枝舞》、《剑舞》、《渔父舞》7套舞曲。其每一套各有段落，并记有段落的名称和细节。比如《剑舞》，舞者为2者，唱霜天晚角》，舞“剑器曲破”，表演《鸿门宴》的故事；乐部唱曲子，舞“剑器曲破”一段。《渔父舞》总共为8段，每一段的唱词都为《渔家做》。在唐宋歌舞戏大都失传的情况下，史浩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创作的词曲，不能不说是在词学上的一个贡献。

又如袁桷，元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人。少年时从史学大师王应麟习“典故制度之学”，又向戴表元、舒岳祥等人学文章、诗赋。大德初(1297年)，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以后又累迁国史院绵修官、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浩；至治元年(1321)，为侍讲学士。他知识很渊博，不但文章写得很好，而且长于考证，熟悉乡邦掌故，精于史学。他曾经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其本人记载书目达一百四五十种之多，为编修《宋史》作出了贡献。他又奉诏撰修元成宗、代宗、仁宗三朝大典。其主要著作有《春秋税》、《清容居士集》等；预修《元仁宗实录》60卷，《事目》17卷，《制诏录》13卷。在方志学上，袁桷亦有显著地位。他所撰写的《延祐四明志》，历来被后人视为方志的佳作。

再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既是史学家、文学家，又是经学家、科学家。他编纂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晚年又编《宋元学案》，仅完成17卷就去世。黄宗羲在文学创作上也颇有建树，他的诗歌创作期很长，著有《南雷诗历》等。其文章多姿多彩，内容丰富，有墓志碑铭、行状传记、序跋杂赋等，现存各类文体近400编。同时他还是一名教育家，其《科举》、《明夷待访录·学校》中多次对旧的科举之弊进行批评；在教学方法上重实践经验，主张博学强识，倡深思多问。此外，他的科技思想亦十分丰富，所撰自然科学类著作多达23种，其中天文历类就有《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大统历推法》等11种。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们对宁波历代学术人才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弘扬古代优秀人才思想，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通过对宁波自古至今学术文化人才辈出的考察，可以发现人才成长有其规律性。宁波代有俊杰，学术文化人才群体辈出，与这一区域良好的社会经济，政府与民众尊师重教的态度，及其教育的发展等密切相关。

第一，努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才涌现提供坚实基础

人才成长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一方面经济发展为人才成长提供财力物力和活动空间，是人才涌现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对人才成长提出了客观需求。经济越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越突出，并吸引人才向此区域流动；人才的需求广度力度越大，人才就会更多涌现。我国中原地区农耕文明起步早，社会经济发展也快。但自魏晋以来，战乱不断，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宋代，江南已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至清康熙年间，浙江粮税占全国三分之一，居全国首位。特别是宁波，不仅经济较发达，而且少有战乱，社会相对稳定，造成了区域人才辈出的局面。

社会财富的丰裕度，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丰裕程度。“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文化传承源远流长，文化家族比邻而立，各类人物竞相出现，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出现其文化成果播及全国的特殊现象，以致有“姚江人物甲天下”的说法。姚江两岸的余姚、慈溪、鄞县等人才荟萃现象延续四百年，至今未衰，在全国人才最为密集的52个县市中，这3个县都名列其中。丰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为人才成长和涌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人才的“批量涌现”起一种滋养作用。由此可知，要造成区域人才辈出的新局面，必须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努力提高社会财富的丰裕度。

第二，弘扬“尊师重教”精神，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研究表明，“尊师重教”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教育作为知识传播、创新和应用的基地，是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摇篮。宁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教育事业源远流长。宁波古代教育素称发达，近现代各类教育多居省内领先，重教兴学之风历代相承。比如，都县县令王安石就十分重视教育，尊重人才。他尊重县学教师楼郁、杜醇，正是体现他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从而在明州形成尊师重教、重视人才的良好风气，培养了诸如丰稷、罗适、俞充、舒亶等一大批有用人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尊师重教的传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一地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而且成为推动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基础和源头活水。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把它作为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要从王安石和“庆历五先生”等“尊师重教”的理念中得到借鉴，积极贯彻“四尊”精神尤其是各级领导，要有王安石那样重视教育和爱惜人才的襟怀，为推动宁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努力。

第三，创造人才成长环境，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动

要留得住人才，首先要创造一个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宋代秦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鸟栖不择山林，唯其木而已；鱼游不择江湖，唯其水而已。”宁波自古至今的学术文化人才群体形成的成功经验表明，人才资源优势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环境也有利于人才成长和激发人才创造活动。如宁波在宋代之所以出现学术人才繁荣的局面，与当地政府对教育支持，及开发人才资源密切相关。如王安石两次写信恳请杜醇任教，正是这一工作作风使杜醇深受感动并专心致志地投人鄞县县学的教学工作。又如，黄宗羲开创浙东学派，也与当时宁波活跃的学术空气相关。这表明学术环境和工作环境对于人才成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造就一个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人才群体才能出现。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把人才放在首位，不仅要招徕人才，更重要的是要留住人才，为他们发挥自身所长提供良好的栖身和工作环境。俗话说“安居乐业”，这句话道出工作环境与搞好事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说“阔”的海、“高”的天，是鱼、鸟充分自由地施展才能的最好环境。海唯其“阔”才引鱼至，天唯其“高”方招鸟来。只有建有一个吸引人的环境，才能吸引到并且长期留住大批的人才。因此，当前我们重视对人才的开发和利用，为各类人才资源的开发提供良好的环境，激发各类人才创造的活力和创造热情，才能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人才是社会财富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财富。人才问题已关系到宁波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是宁波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之路。这就要求我们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全面实施人才战略。研究宁波学术人才，探索人才发现规律，必将为我们开发人力资源提供借鉴，为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本文为“2007年度宁波市人才研究课题”成果
课题负责人：李磊明
课题组成员：李磊明、乐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