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文化名人的学术研究与贡献

——著名史学家王仲荦

打开中国的文化史册，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派赫然在目。而到了近现代，后世的浙东学人依然继承前人的学术精神，涌现出不少贡献卓著的大学者，王仲荦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仲荦(1913-1986)，原籍浙江余姚，出生在上海。近现代著名史学家。从青年时代起，王仲荦就开始熟读经史，博览群书，尤喜古典文学。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王仲荦因颇有诗才而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将其收为晚年弟子。受章太炎影响，其史学研究更加前进了一步。那时起他开始研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太炎注的《国故论衡》、《文始》等。这些都为王仲荦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年，王仲荦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参与创办《制言》杂志及其编辑工作。翌年，章太炎去世，王仲荦将太炎先生的遗著目录加以整理、发表，为后人研究章太炎的思想提供了便利。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王仲苹与上海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并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同时在沪上的光华大学任教。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王仲荦从此离开上海；并在1940年底抵达昆明，任云贵督察李印泉(与章太炎为结盟兄弟关系)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此时王仲荦身染疟疾，体质虚弱，但仍坚持和李印泉一道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王仲荦极力反对，并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军优势。在印泉先生的支持下，统帅部采取了王仲荦的建议，最终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2年王仲荦赴重庆，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抗日胜利后，于1946年随中央大学到南京。当时南京处于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接连不断，他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对此深为不满，就解聘了七八位教授，仲荦先生不能幸免。仲荦先生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后，便接到青岛山东大学的聘书，在该校任副教授，次年升为教授。从上海到昆明，再由昆明到重庆、重庆到南京，又到青岛，在这数年间的辗转中，王仲荦先生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又时伴疾病。但他仍然坚持刻苦学习，广泛阅读，并勤于整理自己的著述。到了山东大学后，他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曾迁曲阜，后定济南)任教，直到1986年逝世。期间,1962年11月至1966年6月,1971年7月至1976年他两次被借调中华书局主持南朝五史点校工作，并负责点校了《宋书》和《南齐书》。1980年新中国建立学位制度，先生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

王仲荦在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和史学研究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这些经验都可以供我们后人学习。启功先生曾为王仲荦题诗云：“直谅名闻，是为益友。精勤盖代，无愧宗师。”王仲荦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要求精深，这在他的学术成果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他提倡做学术，一定要精读深钻几本书。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烂熟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在昆明抗战时期，那时无书可读，他就翻阅随身携带的《资治通鉴》，读了不下十几遍；读的次数多了，越读越有味道。他后半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精读《资治通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王仲荦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能始终做得一个“勤”。他勤读、勤记、勤思、勤学，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使各种知识经过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王仲荦在研究工作中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力求尽善尽美。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拿出去发表的，并谆谆告诚青年学者“不要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www.xing528.com)

王仲荦一生从事史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一生著述鸿丰，硕果累累，凡500万字。其著作涉及各个领域，在学术上颇多成就，且都独成一家。其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晋南北朝史》、《鹊华山馆丛稿》、《鹊华山馆丛稿续编》、《曹操》、《西崑酬唱集注》，以及由郑宜秀先生整理的伸荤先生的遗著《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和《金泥玉屑丛考》等著作。这些专著都包含着王仲荦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精到的学术观点，现如今都已成为重要的历史参考书。王仲荦在历史理论上颇多主张，尤其在魏晋封建论及断代史著述上贡献突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误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等论文，从社会结构、生产力状况等方面全面分析两汉魏晋的社会现状，系统论述魏晋封建论，从而使他的学术思想受到普遍的关注。王仲荦一生撰写了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高质量的论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专著莫过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这两部巨著洋洋200万言，被史学界誉为优秀的断代史著作。他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将中国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在他笔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经济大开发、民族大融合、大开放的时期。他的一本《魏晋南北朝史》，扭转了那些因主观偏见造成的对这一时期不正确的认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即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其学术观点的肯定。《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仲荦先生的学术力作，是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除专著外，王仲荦还写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大多包含在他的两部论文集《鹊华山馆丛稿》和《鹊华山馆丛稿续编》之中。这两部论文集凝聚了他一生史学思想的精华，很值得人们关注与研读。

作为一个近现代历史学家，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领域，王仲荦的贡献无疑是辉煌的。所以在这个领域，他与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齐名，二人有“南唐北王”之称。这种称谓是对王仲苹史学贡献的肯定。

(徐定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