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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继鲁迅风:走进浙东学术文化名人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他的杂文泼辣犀利,老到沉着,很像鲁迅的风格,有的竟到了乱真的地步,曾一度被国民党御用文人误认为是鲁迅的作品而加以围剿。他通过继续写作“鲁迅风”的杂文,针砭时弊,“恶先生之所恶”。而鲁迅先生的杂文可以说是深厚博大,拟同准范。唐弢杂文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又富于艺术的独创性。他为保存和传播鲁迅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杂文继鲁迅风:走进浙东学术文化名人

——唐弢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唐弢是从农家小院走出,主要依靠自学成才而成为著名作家和学者的。这样的成长经历,在现代文坛上是比较罕见的。

唐弢(1913-1992),原名唐端毅,字越臣,笔名晦庵、风子等。1913年出生于镇海县庄市畈里塘村(今属江北区甬江街道)一个农民家庭。6岁时进本村古唐小学,10岁到镇海培玉小学读高小。1926年他考人上海华童公学,因为家贫而中途辍学,于1929年投考上海的邮局做了邮务佐。在那里,他和店员、邮差学徒一起组织了读书会,读了鲁迅小说散文杂文,也读了苏俄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铁流》等,读书面相当宽广。他十分喜欢鲁迅的杂文,最爱看鲁迅的《二心集》。他自己也尝试着写起杂文,抨击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不平,所用“唐弢”这个笔名开始出名。他的杂文泼辣犀利,老到沉着,很像鲁迅的风格,有的竟到了乱真的地步,曾一度被国民党御用文人误认为是鲁迅的作品而加以围剿。1934年初,他在一次聚会上终于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伟大文学家鲁迅。鲁迅笑着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挨骂!”在鲁迅的鼓励之下,唐弢更加坚定了他写文章的信心。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后,唐弢不胜哀痛,坚决表示将生追随鲁迅先生。他通过继续写作“鲁迅风”的杂文,针砭时弊,“恶先生之所恶”。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唐弢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与抗日文艺运动。他与很多进步作家挺身而出,捍卫鲁迅的声誉,很很反击敌人。唐弢的杂文收获颇丰,先后出版了《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劳薪辑》、《短长书》等杂文集。现代杂文是从战斗里成长起来的,战斗是杂文的生命。而鲁迅先生的杂文可以说是深厚博大,拟同准范。唐弢研究鲁迅的作品,深入理解鲁迅做人、为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鲁迅文章、言行蕴含的精髓,将鲁迅的“血”和“奶”变成自己的“肌骨”。唐弢杂文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又富于艺术的独创性。唐弢的杂文既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揭发时弊,毫不隐饰,又常寓尖锐批判于从容不迫之中,有浓郁的诗意,对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此外,唐弢也创作了很多散文,以凝练、自然而富于变化的形式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有不少传世之作。

唐弢不但是现代文坛上的优秀作家,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去论,有以下三点特别值得称道。

首先,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把对鲁迅先生的感情寄寓在保护鲁迅的藏书,研究他的文学思想,整理出版他的佚文、遗著当中。鲁迅逝世后,他在“真的猛土将更奋然而前行”的鲁迅豪言的激励之下,自觉地宣传鲁迅。他参加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由于时间仓促当时有很多鲁迅作品被遗漏了。后来,唐弢更以强大的毅力搜集鲁迅佚文。1946年,也是鲁迅先生的十年忌辰,他编辑的《鲁迅全集补遗》由上海出版司出版了。书中收了鲁迅自1912年至1934年的杂文、序跋、通信、译诗等作35篇,并附了《鲁迅先生笔名补遗》等。许广平在《读唐弢先生编く全集ト遗》)后》中指出,在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下,文化人被捕受苦是家常便饭,唐弢对鲁迅佚文的搜集,“这是用辛苦忘我的舍生精神博取来的收获。凡读到这书的,应当想到这一字一句,是和患难结合过的,来之不易。”1952年,唐弢又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鲁迅书简补遗》等。他为保存和传播鲁迅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后唐弢开始把大量精力用于鲁迅研究上。他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1956年)、《鲁迅的美学思想》(1964年)、《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1981年)等一系列论著,享有很高的声誉,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其次,唐弢在疲书和新文学版本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嗜书成癖,书简直成了他的终身伴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孤岛”,许多文化典籍面临灭顶之灾。唐弢出于保护中华文化免遭厄难的责任感,开始发很节衣缩食,从大量废旧书刊中搜捡出不少散失的文献典籍,尤其注意收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籍和报刊。他自1942年以后,想方设法收藏了大量的新文学书刊,因一生珍贵书刊皮藏之宏富,亨有“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的美誉。他曾有《述怀》诗写道:“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唐弢的收藏虽然以现代书刊为主,但他却深受中国传统藏书家写作题跋的影响,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陆续写下“书话”200来篇。他将新中国成立前写的书话辑成《晦庵书话》,分为“读余书杂”、“诗海一勺”和“译书过眼录”三个部分。1962年出版的《书话》主要是新中国以后所写,已带有研究札记的意味。这些书话,融缜密考证和史家的真知灼见于一体,学识丰富,文采斐然,不但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也为唐弢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他的这项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石。唐弢去世后,他的夫人及其子女慷慨地将藏书完整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为此特别建立了“唐弢文库”。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说:“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足见唐弢收疲现代文学书刊的巨大历史功绩。

再次,唐弢还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期作为高等学校通用教材,并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对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此为基础另行绵写的一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被译成日、法等外文出版。他的研究特别重视第一手材料,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还是要从掌握第一手资料做起,要阅读“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学期刊和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刊物、主要的报纸副刊,以及各种初版的集子;像《新青年》和《小说月报》这些杂志,应该烂熟于心。他在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鲁迅论集·序》中说:“多少年来…我已形成一种观点,以为无论从事哪项研究,都要先做点资料工作,亲自动手,整理辑录,这样大大地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使文章不至流于一般化。”确实如此,唐先生本人的研究确实是将立论建筑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考证缜密,创见迭出,下笔严谨稳妥,富有分寸感,表现出卓越的史才和史识。他所论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和文学现象,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进一步修正、丰富和完整提供了基础。

(张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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