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文化名人：璀璨的文学现实主义理论探索者

——著名文学理论家邵荃麟

1906年初冬的一天，一个男婴降生于山城重庆一个甬籍药材商之家,4年后由父亲带回宁波的老家一慈溪县洋墅乡东邵村(今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这个男婴就是邵荃麟(1906一1971)。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

1920年，十几岁的邵荃麟赴沪就读于复旦附中，毕业后又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尤其是鲁迅及许多左翼作用的作品对他思想的变化与进步作用极大。1926年，大学时代的邵荃麟就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上海江湾吴林区、杨浦区、法租界区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及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任华东局领导的东南文委书记,1944年又任中共重庆局文委委员。1946年，他受周恩来委派到香港担任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等职，并从事文艺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53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同时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在担任作家协会领导工作期间，邵荃麟大力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大规模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对繁荣文艺创作起了极大作用。为了捍卫正确的文化路线，与极“左”路线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文革”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于狱中。1979年9月20日，为邵荃麟雪須平反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地举行，党组织在悼词中称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是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

邵荃麟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一直在进行文学理论的批评与研究，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理论作了不懈地探索，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文艺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自觉意识到文艺运动的兴衰，往往与作家跟现实生活的结合大有关系，提出“(作家)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对于生活的战斗的实践，对于真与爱的热烈追求，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着的。而只有在这三者的结合上，我们才能达到艺术思想一致的境界，才能完成对现象的本质的形象的认识。”这一观念，也是邵荃麟倡导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核心。邵荃麟认为“新现实主义要求我们是艺术的真实，那是现实的最高真实，必须本质地去理解那些隐藏于生活和人物之后的社会与历史三者矛盾关系，从这中间去决定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这种现实的最高真实。”抗战胜利前后，针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坛创作普遍存在的内容空虚与思想苍白现象，邵荃麟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文学作品对于革命斗争现实的滞后反映，就应该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中间，“伸入到黑土的深处，从那里汲取创造与战斗的力量”。他强调要反映生活的本质，不光做到“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而更重要的是“把这个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斗争普遍地活生生地展示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间，在具体的生活问题上与一切思昧、专制、贫困、迷信作斗争”。由此，邵荃麟的“新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具有“抗战形象、革命本质”的时代特征，既不同于“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也有别于30年代社会解放的主题。邵荃麟主张文学创作应从社会生活出发，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从而塑造艺术典型。这一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中，既令人瞩目，又显得难能可贵。(www.xing528.com)

到了20世纪50年代，文坛主流受到“左”的创作意识影响，这一时期，邵荃麟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政策性的诠释。但进入60年代后，邵荃麟已意识到文学创作的成功，不能满足于对政策的图解上；虽然社会主义文学需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也要及时将新人新事作为创作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提倡作家深人生活，唯有如此，笔下塑造的人物才会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而呈现形象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否则，有可能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庸俗化。邵荃麟在文学观念上倡导“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同时，还在1962年8月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上，大胆提出“中间人物”的概念，认为在“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与十恶不放的坏蛋之外，也就是在“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中间，仍存在数量极大、范围极广的各种人物，值得作家去关注，去描写。如果文学创作不去描写错综复杂的人物，所塑造的形象必然“单一、平面化”，“就会导致作品的现实性不够”。文学创作既要反对粉饰现实，回避矛盾，也要反对为矛盾而写矛盾；既要反对假现实主义，也要反对浮夸的浪漫主义。这一认识修正了他自己在50年代现实主义理论中有损于艺术规律的错误观点，显示出邵荃麟摒弃了以唯政治标准衡量文学作品的批评模式，更重视遵循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提倡的是符合文学本质的审美标准，比较其四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观更具理论亮点与时代精神。邵荃麟坚持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并因此成了他在“文革”中获“罪”的重要证据，使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实践不但证明他那种勇于理论探索、不倦地追求艺术真理的精神弥足珍贵，而且彰显了他对当时文艺现状及现实主义理论的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一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邵荃麟的著作不少，除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方面文章外，还有很多创作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怀着敬仰与学习的心情，与人合译过高尔基的文艺书信集《怎样写作》，创作过有一定影响的小说《糖》及速写车站前》。30年代末，他写过一部宣传效果不错的剧本《吉タ》。在40年代中，他创作的各类作品有十几部。如有文艺论著《文艺真实性与阶级性》，优秀的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戏剧作品集《喜酒》，剧本《麒麟寨》及由他选编的《创作小说选》，还有翻译作品《意外的惊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阴影与曙光》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由其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论主观问题》、《谈戏剧上的典型问题》、《论马克思的文艺批评》等在文学创作与艺术批评上有不少真知灼见的论文。他还写过在国内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理论文章，如《新形势下文艺运动上的几个问题》、《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文学与艺术批评其结集出版的著作有《话批评》、《大众文艺丛刊评论文集》等。到8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他的文学评论，定名为《邵荃麟评论选集》，其出版与发行所产生的影响也十分广泛。

(徐定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