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文化名人：朱镜我与中国革命事业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朱镜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期间，从安徽泾县云岭撤离的新四军军部遭国民党顽军的重重包围，在危急的突围战中，一位躺在担架上的新四军领导坚决命令大家将他放弃，自己则壮烈牺牲。这位新四军干部就是正患重病、时任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部长的朱镜我。

朱镜我(1901-1941)，出生于鄞县朱家峰村。幼年时父母双亡，家境困窘。他曾就读于免费的师范讲习所与宁波甲种工校，后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1924年,23岁的朱镜我毕业于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并毅然报考了当时不为人们所看重的京都帝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在获得该学校的文学学士后，他又再次进入该校的研究生院从事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期间他刻苦攻读日、英、德等外文，对流行的各种政治学与思潮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并开始确立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信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的事业处于低潮，为宣传革命理论的需要，党组织派人与朱镜我等旅日进步人土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回国参加战斗。于是，朱镜我与冯乃超等决定辍学回国，在上海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1928年5月，朱镜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将自己一生奉献给党的革命事业。此后，他一边在上海艺术大学、上海法政学院、华南大学等沪上高校以兼职教授的身份，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一类充满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课程，大力宣传党的进步主张与革命理论；同时，又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团体的等建工作。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朱镜我作为文委骨干，与潘汉年、杨贤江及在鲁迅影响下的进步作家共同创办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了中国进步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不到一年，朱镜我又与进步社会科学家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任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不久又任中央文委主任。朱镜我先后主编过《思想月刊》、《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等当时颇具影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亦有地位的杂志，翻译并撰写过大量介绍马列主义与宣传革命思想、进步主张的著作和文章，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任。1935年间，朱镜我不幸被捕入狱，先关押在上海，后作为“要犯”被秘密转移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当时他甚至作好了牺牲之准备。1938年，朱镜我奉命调至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与党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并主持《剑报》的副刊。同年，又被派遣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出任军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又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

在朱镜我短暂的人生历程中，他以非凡的意志与一腔热血，翻译并撰写过大量介绍马列主义与宣传革命思想、进步主张的著作和文章，不遗余力地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在创造社的理论刊物《文化批判》上刊发过一系列文章。他撰写过诸如《理论与实践》、《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国社会的研究》、《科学的社会观》等有影响的文章，旨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思想。这些论文受到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程秋白的首肯与赞扬。郭沫若也作过如下评语：《文化批判》能“在文化界、思想界燃起弥天的烽火，很热烈地受到青年的拥护。”尤其是他在其主编的《新思潮》等杂志上发表过《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民族解放运动之基础》、《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等时论有较大反响。他强调“左联”的工作方针应当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也认为“社联”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研究、介绍、普及马克思主义。而无论“左联”或“社联”都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和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www.xing528.com)

朱镜我坚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社会科学中一个了不起的“最根本最重大的发现”，确认马克思的理论是“唯一正确，而且把握了世界的劳动者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朱镜我以大量有说服力的社会事实，掲示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不能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表示让步”，论证了“封建残余挟帝国主义的余威更丝毫不愿屈服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现状。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者，是国际帝国主义”，因此，敏锐地看到当前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彻底铲除封建残余势力”，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朱镜我在较为正确阐述革命对象与性质的同时，也严肃地批判了“所谓四个阶级联盟统一战线导致了大革命失败的“取消派”论调。同时，他对中国革命的任务与前途也提出有积极意义的看法。可以说，当时文坛上出现了像《子夜》这样的不朽之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朱镜我等马列主义理论家观点影响的结果。朱镜我在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也代表着当时我党马列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不仅有益于纠正时弊、批判各类错误思潮，并且极大地锻炼并造就了我党早期的马列主义理论队伍。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也为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朱镜我在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过程中，还十分注重对马列原著的翻译与介绍。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他曾参照多种外译本，成功地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成中文出版发行。这也是在我国出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一年之后，朱镜我又将由杨贤江翻译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书及列宁《国家与革命》中译本在他主编的《新思潮》杂志上进行全文介绍，并称这是将“两本最正确的科学的国家论文移植”。朱镜我还利用“江南书店”老板的身份，出版过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入门》、卢那察尔斯基的《西方的文化与苏联的文化》等一批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的书籍。朱镜我还费了很大的精力与很多时间醐译苏联经济学家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并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与四十年代初出版发行。他自己也动手写作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与专著。如写过《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列宁小传》、《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上，朱镜我也尽了极大的努力。他撰写过《艺术家当前的任务一一检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艺术论》；也翻译过当时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的一些文章，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之大纲》、《绘画的马克思主义考察》等。他还与左翼文艺界的同志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高举无产阶级文学(即“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口号与旗帜，为马列主义思想在文艺界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徐定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