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余姚蒋村人。早年接受传统教育。1908年赴美留学，次年入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以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23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至1945年任校长，主持北大前后达17年之久。在动荡的乱世中，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梦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他的教育思想的宗旨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带有浓郁的“教育救国”色彩。蒋梦麟犀利地解剖了旧式教育之病，认为中国旧式教育是培养统治者，学而优则仕，他们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为民众谋利益”。他认为教育是建设新国家之基，但中国的旧式教育却造成了“群治不进”的恶果。他提出：“教育家必先知当时学术思想之大势，与夫时代之精神，非此不能谈教育也。”“教育思想，必与其所处时代之思想相共进行。”他认为当时的时代潮流就是西方文明传人中国，中国必须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故应以西方文明为最高标准来实施中国的教育改革。他提出教育的出产品应该是培养活泼的、能改良社会的、能生产的个人。他还提出了关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重美感教育及体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注重职业陶治以养成生机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他尤其注意倡导以个性教育来反对牧民教育，一再呼吁：“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尊重个性不但是增进文明之方法，更被他视作是解决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之途径。他说：“欲解决中国社会之基本问题，非尊重个人价值不为功；欲养成适当之特才，非发展个性不为功。”他还提出教育的发展必须以高等学术为基础，不先从学术人手，就出不了大教育家；而没有大教育家出，便不能解决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蒋梦麟的这些论述，无不体现了积极倡导新潮与西潮的教育理念。
蒋梦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与其“教育救国”论相贯通的是“文化救国”论。他痴迷于文化问题，深深地感受到政治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他先后出版了《西潮》和《新潮》，这两部文化学专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www.xing528.com)
蒋梦麟由衷赞赏西方的文明成就，热心提倡接受西方文化。早在1919年9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新文化的怒潮》一文说：“凡一个大潮来，终逃不了两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他呼唤千百万青年，決百川之水，一致做文化的运动，一泻千里，便成怒潮一一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他主张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融会贯通，如蜂酿蜜，从而创造出适合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论到底，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创造那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复合型新文化。他认为将来“有三件重要的事，很应当注意的”：第一，还是先要研究西学，对于西洋的文化，“用全力去注意它”；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整理国学，但“非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不可”；第三件要务就是注重自然科学，这是为文化运动扎根的工作，无论是文科的、法科的、理科的，都应着实地注意自然科学。他直言“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方，而且毫无间断地向前迈进，中国无法取此而舍彼”。显然，不接受西方文明是行不通的，虚心学习西方文明，是中国迎头赶上的必由之路。
蒋梦麟虽竭力鼓吹西潮，但他并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当他为西潮放声赞美的时候，仍不忘告诚大家必须正视西方文化的副作用，不要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因为“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他看到了儒家学说具有超强的生命力，认为“从大处着眼，儒家学说实能适合近世之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外文化融合的规律，蒋梦麟进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演变史。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文化是气象博大、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体系，而不是凝固一团自以为是的封闭体系。他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性称之为“伟大的吸收性"他说：“凡是值得吸收的精神食粮或知识养分，不论来自何方，中国总是随时准备欢迎的。”又说：“这种伟大的吸收性，是中国文化具有永久活力的表现。如健康的人一样，胃口强而消化能力大。这是我们足以自豪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东汉以来佛教文化的输人和明清之际西方文化的传入便是典型的例证。尽管如此，“中国人只想把外国因素吸收进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我们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完全向外国投降”。鉴于中国文化的巨大吸收力，“吾人自当充满信心”。蒋梦麟进而认为文化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发展，也会衰老死亡。如果能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老的文化可以更新复壮。他认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想方法来创造发明；二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中国文化是少数继续生存的古文化之ー，原因是能不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他说：“西方来的潮流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中国文化也不时在变化，以求适应环境。不过，这并不是外国文化取代本国文化，也不是本国文化屈服于外国文化。”他的这些观点至今仍有生命力。
(张如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