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马衡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帝。鄞县邱隘盛垫桥人。少时随父在沪就读私塾。18岁考上秀才，后来又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是末代的士大夫，也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马衡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早年即以精于文物考证鉴别而闻名遐迩。他一生致力于金石考古研究，是金石学大师，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他的许多研究结论至今被国内外金石考古学界视为定识，声誉久享。同时，他还是位富有才华的艺术家，能诗词，工篆隶，精篆刻，其中尤以治印称名于世，是西冷印社第二任社长。1933年起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至1952年。1955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其著作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金石丛稿》、《凡将斋印存》等。
马衡先生是金石学大师。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他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其研究范围包含了诸如甲骨文、封泥、砖瓦陶文、竹木简、古钱币等凡不属于写在纸上的一切古文字资料。它是在对历史遗迹和文物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通过著录和考证文献资料，以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历代学者通过对金石的研究，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演变，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对史学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但总的来说，其研究范围仅限于对古器的分类定名及对文字的考释疏证。19世纪末，不断有地下文物大批出现，殷墟甲骨、西北简牍、齐鲁封泥、燕齐陶器等纷纷出土，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马衡先生总结金石学研究的成果，并使之系统化，写出了《中国金石学概要》(收录在《凡将斋金石丛稿》)。这部著作对旧金石学一千多年来的历史作了系统总结，对金石学这门学科的含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以及金石学和史学的关系等，都加以系统论述，对旧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大作用。
郭沫若先生曾称：“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近代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后，在马衡及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马衡先生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一些宝贵经验，又不因循守旧，突破了旧金石学足不出户的书斋式研究，重视和提倡科学的考古发掘，并亲自参加发掘实践。他主张到野外实地勘察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倡导用西方近代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方法丰富中国的金石学。他说，我们所以要研究历史，并不是想复古，是要晓得我们的老祖宗怎样工作和生活的整个知识。“所以要讲考古，是非发掘不可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ニ十四史”。他多次主持或参加野外考古和调査。如1923年、1924年赴河南新郑、孟津、洛阳等地现场调查,1928年参加辽东半岛“貔子窝”的发掘工作,1930年主持燕下都的考古发掘，使中国的考古学从金石考证推进到田野发掘。这标志马衡先生从一位金石学家转变为考古学家。他既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
马衡先生献身于故宫保护事业。1925年故宫博物馆成立后，马衡便一直在故宫工作，为故宫博物馆服务了27年。他担任院长19年(1933—1952)，多为战乱期间，他为保护故宫的文物作出了非同寻常的杰出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迁至上海，史称“南迁”。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亲自监运数量最大的一批文物到上海，保证了这批4635箱零2包国宝的安全。就在他完成押运工作后不久，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被诬盗宝被迫辞职。此时战事日紧，北平尚有文物未能动出，到沪的国宝也没有找到安顿的场所。危难之际，马衡毅然担起了院长的重任。上任伊始，他立即组织开展对故宮博物馆留北平文物的清点及南迁运沪文物的点收工作。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紧张，刚刚在新库房安顿下来的国宝眼看又有了危险。于是马衡又组织把故宫博物院文物迁移到西南的大后方，史称“国宝西迁”。西迁比南迁更为艰苦，更为危险。除了要保证装箱运输的安全，还要躲避日军的追击轰炸，防范土匪的抢劫。文物被分成三路押运，马衡院长带领故宫同人跋山涉水，历经艰难险阻，用生命护卫着国宝。2005年，在纪念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马衡逝世50周年之际，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曾著文称颂：抗战中，在马衡院长带领下的文物西迁，“是中国人民保护珍贵历史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后，马衡奉命主持故宫博物院复原工作。之后，国民党政权决定将南京与北平故宫的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这时，马衡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决意自己不去台湾，而且要保住北平故宫的文物。于是他表面上布置装箱，却又要求大家“不要慌，不要求快”，以拖延时间。到辽沈战役结束，没有运走一箱；平津战役开始，仍没有运走一箱。南京政府一再催促，马衡均以各种借口继续延迟。最终，北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箱也没有运出去。
北平解放后，百废待兴，马衡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为全面恢复故宫博物院及其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1951年，故宫对建院以来的旧体制改革，工作相当繁重，马衡的精神却很足，并且开始收购大量珍宝。其中著名的《三希堂法帖》，就是他和王冶秋去香港鉴定收回的。
马衡的家族是宁波鄞县的世家，他的妻子是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工商巨子叶澄衷的女儿。马衡婚后在叶氏的公司当挂名董事，每年领6000大洋，生活极为丰裕，因此使他有条件日积月累地收购了大量珍贵文物。1952年马衡从故宫退职后，将自己所藏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子马文冲回忆当时情况，“尽管他精神很苦闷，但还是准备把所有文物捐献给故宮。姐姐劝他卖两件文物，修修破了的房子。他说不卖，也不留给你们，死后全部捐献给故宫”。1955年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1.4万余件(册)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馆。
马衡是一个有着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学者。1927年应日本学术界邀请，他曾赴日本讲学，织识了许多日本朋友。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马衡立即与他们断交，即使对方登门造访也拒不会见。马衡曾经不同意儿子马文冲从军，但1932年淞沪“一·二八”抗战开始，马文冲报考了黄埔军校，马衡深表赞赏和支持。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继之“八一三”上海烽火又起，马文冲投身到上海战役。他勉励马文冲说：“卫国杀敌要英勇，不可贪生怕死！”
(潘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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