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澹斋，别号西湖外史，又号柳泉，学者称柳泉先生。鄞县人。资性聪明，委己像于学。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徐时栋三十三岁时乡试中举。后来两次北上会试，均不得志，以输饷授内阁中书。从此便发愤藏书、读书，专心著述，“视世俗科举之学夷然有所不屑”。徐时栋家里癒书甚富，“尽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秦汉以至近代流传之本鲜不寓目”，“手罩思精，诣直造古人。其论经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帝及诸子，引为疏证，无汉宋门户之习”。他善考据，精史论，“通六艺”，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他“以古文名世”，著有文集四十卷；“余事为诗人”，著有诗集十八卷，浩浩万千言。而他的说经之作《尚书逸汤誓考》六卷更是为学者所推崇，以至于后学者提徐柳泉承万氏经学，为晚清时期浙派著名经学家。他治经不傍汉，不徇宋，汉宋兼采。其论注则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旁及诸子，引为疏证，无门户之见，鲜蹈墨守之弊。读万经之书而嫌其疏，则作《春秋规万》。其论史则独推《史记》，班固、范晔以下则条举而纠之，其议论多发前人之未发。
徐时栋于乡邦文献用力尤深。他访求宋元时期的宁波地方志，得善本六种，专心校刻，成《宋元四明六志》，并附刻宋人旧帙《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及所著《四明六志校勘记》。其牌记均称“咸丰甲寅岁甬上烟屿楼徐氏开雕”，版心下刻“烟屿楼校本”五字，使珍贵的文献资料赖以得传。他还主修县志，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解引证，不厌求备，费力十二年。又搜访乡先正诗文，踵诸家者旧之集，辑为《四明旧志诗文抄》。徐时栋文章宏深博伟入韩柳之奥，诗亦浩落自喜。徐时栋主四明文坛三十余年，后起之秀，多出其门。四方知名之士以事来鄞者，以所学相质问，各得其意而去。
徐时栋还是一位红学家。红学是一门显学，二百年来红学研究大概有如下五派：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评论派、风月派。蔡元培是索隐派红学家的杰出代表，而蔡氏则明显承袭徐时栋。徐时栋处于道光至同治年间，正是“红学”发育之时。徐时栋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康熙大臣明珠家的事，贾宝玉即影射纳兰容若；又把书中十二钗加以自己的意见扩充，妙玉指姜西溟，薛宝假指高江村。徐时栋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反映康熙朝的政治小说，并在索隐方面加以发展。徐时栋在中国的红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徐时栋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五体均能，尤擅草书。其笔法精熟老练，下笔千言，能随心流转，卷面之清秀亦令人赏心悦目。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部分已被列为国家上等级文物。徐时栋是一时大家，董沛评说：“天才亮特，学识兼优，明达事理，而长于议论，卓然自成一家。”非虚言。
徐时栋最著名的还是他的藏书和藏书精神。他自幼聪明好学，家有遗书数千卷，读之不足，又续有所増。他曾说：“吾十龄外即喜聚书。”年二十一编《新故书目录》二卷，其卷首自叙：“置书以宜读之书为务，奇僻之书无所宝也。故吾家所有书，大约皆布帛菽粟。”卷末又题：“自先君来至今年九月止，置书如右。愿后人不以藏书为务，而以读书为急，此余心也。不然，邺架曹仓、仍饲蠶鱼，亦何裨乎！”表明其为读书而疲书的宗旨。(www.xing528.com)
徐时栋藏书与读书处初名恋湖书楼，又名烟屿楼。烟屿楼在今宁波共青路，坐西朝东，五间二弄，上下二层，书藏楼上。藏书多得自慈溪郑氏，鄞县范峨亭、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散出者。徐时栋爱书如命，立有烟屿楼藏书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抓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沫，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烟屿楼藏书六万卷。成丰十ー年(1861)，太平天国军队进攻宁波，徐时栋避居鄞西建岙，烟屿楼藏书多为人窃掠，所剩无几。
次年，即同治元年(1862)，徐时栋迁居西门外的城西草堂，又开始整理旧编，访求散佚，得书五六万卷。不幸的是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二十九日又遭大火，城西草堂及数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只剩边屋数间。烟屿楼藏书散佚，城西草堂又遭火灾，这对徐时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而他没有泄气，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城西草堂故址重建新宅，名水北阁，继续收集藏书，达四万四千多卷。
徐时栋生活在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乱年代，两遭兵火，所著多有散佚，所疲图籍亦一再被毁。然而他毫不气馁，藏书失而复聚，从烟屿楼到城西草堂，到水北阁，其经历在我国藏书史上是罕见的。今烟屿楼尚在原址，水北阁已迁人天一阁，均得到了妥善保护。
(虞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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