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自小博览群籍，孜孜不倦。但他屡试不第，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中进士，受国子监典籍。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时常奔走大江南北，备尝人间辛酸；而且因其相貌丑陋，经常受到俗人的讥弄。但他矢志于学，毕生从事讲学、修志和著述活动，在编摩文史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他晚年贫病交加，双目失明，仍坚持要人代笔，自己口述。在学术上辛動钴研，严谨求实，使章学诚成为清代独树一帜的浙东史学大家。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最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凝结了他一生的心血，甚至至死也没有最后完稿。他在这部书稿中大力发挥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明确提出“学术将以经世”。而他生活的乾嘉时代，学术界几乎全部导入了考据学的轨道。章学诚对此深表不满，批评那种贪多务得、不求宗旨的学风，张扬“君子经世之学”，以挽救一时风气所造成的偏颇。他大声疾呼：“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尤其是研史之作，更要以明道经世为旨归。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至于如何经世，当然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社会特点而随时应变。他以浙东之学为例，指出“阳明(指王守仁)得之为事功，蕺山(指刘宗周)得之为节义，梨洲(指黄宗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指万斯大、万斯同)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ー，而面目迴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他本着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对已有的史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总结，并在理论上努力创新。他不是重弹史学有裨风教的老调，而是强调治史之要在于体“道”，史家必须去探索、发现和闻述历史发展之“阳变阴合”的“自然之势”。他自己分析历史现象，总爱以发展变革的眼光来探究其背后的“自然之势”，认为时势之异恰恰是道运动变化的结果，因此时势相异亦须变通以应道。这就意味着不同时代对于政教典制的因革变通，是由于道本身变化的必然性要求，故对前圣之法不可执定不化。在重“势”思想的引导下，章学诚明确反对复古，主张审时度势，变法图新。他指出：“天时人事，古今不可强同”，唯有审时势之异而求变通之道；而后代对前代制度的因革损益，也就构成了社会历史运动过程的连续性和绵延性。他认为“变化无方，后人所辟，可以过于前人矣”，只要经过“损益”之后形成的新制度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当然就是有补于治世了。由此，章学诚对于历史的诠释是立足于当代以通古今之变，闻释历史必以当代为基点，而当代亦须置于历史过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得到理解；古与今体现为历史过程的统一，是不能被割裂开的。章学诚诸如此类眼光卓绝的史论，在《文史通义》中随处可见。因此，他被当今的学者誉为浙东学派的“史论大师”。梁启超以为“《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这是对章学诚史论的高度评价。
章学诚一生参与编修了诸多的地方志。他力图通过方志这一园地来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较为完备的志学理论。章学诚首先辨明了志体的性质，提出方志绝非仅属地理专书，而是“国史之具体而微”者，真实地反映了某一区域内方方面面的社会状况，弥补了国史的不足，在国史不能记载周全的地方为后人保留了更多的文献资料。章学诚明确了方志乃史的性质，并将这一观点直接应用于方志理论的构建，用以改造旧的方志理论。他指出志书既属史体，它的作用也就与史无异，可以直接发挥惩恶扬善、有裨风教的社会功能；而志书的体裁，亦应当遵循“史家法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纪、图、表、考、列传，体例无所不备。而统观他自己所作的诸志，确实都是纪表志传诸体俱备，一如正史之规。他还提出修志者必须具备史才，面对大量文献记载以及采访得来的材料，其“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对于史料的征集，必须广博而细密，并须加意采访，凡邑绅所撰之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六曹案牍、律令文移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以及各类地方见闻、碑刻资料、谣歌谤语、巷说街谈等，如有可观，均应悉数收罗。他倡议修志工作应由地方政府组织运作，设立志科，使方志史料的搜集与保管、考核与编修等工作，纳人官方化、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章学诚的志学理论是以“志为史体”为基点构建起来的。他既论述了方志的本体特性——作用、性质、体裁，也论及了修志的外部运作方式，诸如修志人员的素质、组织机构，以及史料的征集及档案保存等，从而构成自成体系的方志理论。章学诚用他的史学理论改造了旧方志，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史义、可以经世的史学著作，并为近现代方志的发展莫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章学诚在图书校雠学上也卓有建树。他认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即所有经典都是文献资料，都是载道(学术)之器；学术离不开文献资料，即他所谓“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因此，他格外重视图书校雠之学。他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撰成的《校雠通义》(今存前三卷)，标志着其校雠学理论的成熟。他提出校雠之学应申明大旨，就是要揭示和掌握书籍的中心内容和宗旨，并明确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根本任务，即将文献目录放在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分类、著录、大小序等揭示一种学问的渊源及其嬗变，来评价一部著作、一种学术潮流、一个学术流派的兴衰得失，引导学术研究的门径，从而使校雠学由“部次甲乙”、“篇卷参差”的工作上升到学问的高度。他还在图书目录的著录方法上，总结、发展了前人的经验，并有些新的创造。他还特别强调文献搜罗编纂的重要性，认为ー个时代一个地方的文献如果“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他提出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应尽量保存其原始性和完整性；对于亡佚的书籍，也要“搜别群书记载”，以保存其一鳞半爪，对于各种文献之间的相互纸牾矛盾之说，虽然经过考辨已有正确的结论，但也不应轻率地将错误的文献淘汰抹掉，而是存其异说，别为一编。他这种对待文献的态度，应该说是严谨而科学的。章学诚研究校雠之学，促成了他独特的治学道路，并为其史学理论、方志编修等学术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张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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