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廷采(1648-1711)，字允斯，又字念鲁，余姚人。出身书香门第。其曾祖邵洪北、祖父邵曾可、父亲邵贞显均是学者，传阳明之学。邵廷采幼受熏陶，受祖父曾可影响更深。邵曾可，号鲁公，勤于学问，忠于职守，善于育人。一日偶尔为邵廷采提到一位宋儒的语录，邵延采闻之兴趣盎然，问祖父曰：“其人安往耶？愿得而事之。”其祖父察其高志，乃具衣冠送于姚江书院，学于韩孔当。这是邵延采求学问的开始。为了感念祖父，邵廷采后来特地改字为“念鲁”。
韩孔当为当时姚江书院的主讲。韩孔当(1599-1671)，字仁甫，余姚人。其学问以“致良知”为宗，求友改过为辅，主之以立志，守之以笃信。他是姚江书院承上启下的第二代主讲，不但继承了书院前期沈国模、管宗圣、史孝成所遵循的道德性理之学，而且开创了姚江书院后期俞长民、史标等为代表的“名教经世”的学风，为邵廷采对姚江书院学术思想的修正、定位乃至集大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邵廷采初人书院，先读王阳明《传习录》，无所得；续读刘宗周《人谱》，在其师韩孔当的启发下而“知王氏学所始事矣”。自此邵廷采终身守师说，主讲姚江书院达17年。
姚江书院于明祟祯十二年(1639)由姚人沈国模、史孝成、管宗圣所建，邑中有志节者，均寝食其中，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课，学“从文成(阳明)，溯洙泗，逮濂洛朱陆异同”，并“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姚江书院盛行讲会制度，以“申明良知之学”。沈国模、史孝咸、黄宗羲都曾主讲，土风大振。康熙三十三年(1694)，邵廷采主讲姚江书院，“以姚江书院为不朽之业”，制订《姚江书院训约》，严格要求学生，坚持月讲、会讲，师生互相讨论和辩难，学术空气活跃。邵延采在姚江书院发扬光大阳明学说，诚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时清圣祖提倡程朱学，孙承泽、熊赐履辈揣摩风气，专以诋毁阳明为事，念鲁常侃侃与抗不慑。盖阳明同里后辈能倡其学者以念鲁为殿。”因此，邵廷采堪称王学之后劲。
同时邵廷采又曾问学于黄宗羲，亲承黄氏之史学。梁启超又言：“其兼擅史学，由梨洲之教也。”作为浙东学派中的重要一员，邵廷采治学原则与黄宗羲一脉相承，以“经世致用”为自己治学的重要原则。邵廷采认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主张“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他认为治史在于鉴古知今，以救时弊，旨在明辨当世举措的得失，谋求利民益邦的措施。
邵廷采继承了黄宗羲重视晚明历史研究的传统，积极探求明代灭亡的原因，表彰宋明忠烈之士。他仿黄宗羲《行朝录》，著成了《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二书，专门记载南明政权匡复始末的历史，被梁启超誉为“有系统的著述”，“有永久价值”。其所作《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二书，使那些不人正史的遗民事迹得以保存下来，寄寓故国之思、民族气节。在他的《思复堂文集》和《姚江书院志略》中，也有大量的明人传记，保存了有相当价值的明季史料。(www.xing528.com)
邵廷采还受黄宗羲《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影响，“复念师友渊源惧及身而即斩”，对阳明学进行了总结和研究。他“推崇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忠清节义，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乎准则，作《王门弟子传》金鋐、祁虎佳、张兆鳌、黄宗羲解宗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姚江书院传》、《姚江书院后记》等，基本反映了阳明学派的面貌，可与黄宗羲《明儒学案》互补。邵廷采的学术对清代浙东学派后来的几位学者如邵晋涵、章学诚，影响很大。
邵廷采的著作主要为其门弟子编刊的《思复堂文集》。对于此文集，评价不ー，清代浙东学派第三代传人全祖望曾“诋其短”；而学派殿军章学诚最称颂此文集，因“其中多载明人轶事也”。章学诚且据此对邵、全二人之文进行了比较，非常有意思。其文云：“全氏通籍馆阁，人窥中秘，出交名公巨卿，闻见自宜有进。然其为文，与《思复堂集》不可同日语也。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集》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漫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迭出，至于再四，不如古人文集。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闻见出入，要于大体无伤，古人不甚校也。”从章学诚的话中，可以窥见邵廷采史学之一斑，而对于全祖望为文之短也约略可见。只有学问似章学诚者才可以如此评价。而读者通过亲读邵氏、全氏之文，定会有自己的结论。
(虞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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