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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家对史学、经学、文学和科学兼治的卓越贡献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百家对天地、古今的奧秘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曾作诗:“放眼观天地,息意探古今。”正是这种宏阔的眼光、博大的心胸和锐意的探索,使他大器晚成,成为清初浙东学派中史学、经学、文学和科学兼治且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黄百家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继其父未竟之志,纂修《宋元学案》。这些按语,大部分是阐发其父遗说,以论定各家学术,间断以己意。高度赞扬了黄百家的天算学造诣。以此为据他批判了“鬼荫”的地理陋说。

黄百家对史学、经学、文学和科学兼治的卓越贡献

——黄百家的实学思想

黄百家(1643-1709),字主一,别号黄竹农家。余姚人。其父为大学者黄宗羲。百家出生乱世,为了保家保身,黄宗義一度将儿子送到鄞县宝幢铁佛寺,向武学宗师王来成学习四明内家拳。当“三藩之乱”平定后,黄宗羲又觉得习武无用,担心儿子恃武学坏,遂让百家弃武从文。康熙七年(1668),黄百家成为甬上证人书院的首批弟子。父亲讲学甬上、海宁,他皆得随行旁听,学业大进。康熙间入史馆,成史志数种。百家对天地、古今的奧秘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曾作诗:“放眼观天地,息意探古今。”正是这种宏阔的眼光、博大的心胸和锐意的探索,使他大器晚成,成为清初浙东学派中史学、经学文学科学兼治且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

黄百家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继其父未竟之志,纂修《宋元学案》。黄百家悉心整理排比,拾遗补缺。如《安定学案》著录胡暖众多门生弟子,竟有34人为其所搜集,书中还辑录了邵雍《观物内外篇》、《渔樵问答》等学术文献。《宋元学案》还载录了黄百家的按语达210条之多,其数量之多,不唯成倍地逾于其父,而且也可以比美全祖望。这些按语,大部分是阐发其父遗说,以论定各家学术,间断以己意。他所搜辑的父亲研学遗言尤为珍贵,所录按语大部分是阐发其父遗说,以论定各家学术。黄百家发表自己研究心得的按语,于各家学术源流论述非常详尽,多有不俗的见解。

黄百家秉承了其父遗训,努力探求实学,不但将践履功夫落实到日用之常,更将致知工夫拓展到自然科学领域。他通过自学父亲的著作,步人了天算学的殿堂,后又继续向梅文鼎请教,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天算水平。其同学范光阳《送黄主一南归》诗曰:“太史天官孰惯经,先朝历法议盈廷。割圆八线惟君晓,知有家传野史亭。”高度赞扬了黄百家的天算学造诣。康熙年间黄百家入京参修《明史》,成《明史·天文志历志》稿,归由其父点定。黄百家在继承吸收中西古今天文历法成就的基础上,批判了诸儒“不谙历理之谈”。黄宗羲强调治历要明理求故,黄百家秉承其父的治历原则,也认为要使历志有用,只有详载具体的推导步骤。他说:“百家历观自来史志,惟《历志》差谬最甚。盖缘执笔之人,多不谙筹策,不能正其亥豕。又昔人作历推步,全恃立成,立成不载,何从入算?故虽具文,《历志》直为废物耳。”“故就百家愚见,以为既名《历志》,则当使读此志者,使能明达造历之旨,且即可据以入算,使此志有可用,方不至为具文废物,则务简之说,不必执也。”黄氏父子的意见,旨在公开算法,借数以明理,使理能施之实用,为此不情突破史志的成例,在当时确实具有进步意义。黄百家传下来的主要科学著作有《勾股矩测解原》2卷、《明史·历志》8卷(今存2卷)、《黄竹农家耳逆草》等。

黄百家生活的时代,西学东渐,潮流滚滚。黄百家对于西学的态度较为辫证。他对天主教义多持否定之论,而对西术、西器推崇有加,多次向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安多、毕嘉和白晋等人虚心求教西方科技之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乃是百家对待西学的正确态度。黄百家的科技活动具有向外、向下的两大倾向。所谓向外,就是尽可能地介绍西方科技的新成就。在《黄竹农家耳逆草·天旋篇》中,黄百家着重介绍了两点:一是伽利略等人用望远镜观测太阳、月亮、金星木星银河等的成果。虽不是最早,也不尽正确,但这比当时的《天问略》及《远镜说》要详尽。二是对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介绍,比1760年法国人蒋友仁向乾隆皇帝所献《坤舆全图》中所介绍的要早60余年。有学者认为黄百家可能是我国完整公开介绍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第一人。黄百家还创作了《眼镜颂》,较早完整地介绍了西方传入的望远镜、显微镜、幻形镜、摄影镜、近视镜、老花镜等9种光学仪器。所谓向下,就是黄百家介绍和总结了我国民间科技的新成就,如除草技术、人工孵化、茯苓栽培、鸡冠花新品种、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机理等。(www.xing528.com)

黄百家的科学思想也很突出。他大胆提出了实证、正惑思想。他在《正惑诗》中说:“凡古今成说,有惑于余心者,不敢随声附和。”又说:“凡事无实证,皆非吾所安。”他已经具有初步的近代实证主义的思想意识,并以此思想为指导大胆地怀疑和否定传统。他运用“实证”方法直观地揭露了五行生克说的内在破绽:“行五行生克,本属行家言。中如水克火,谁不见其然?若夫水生木,其说已属偏。木乃土所生,岂说所得专?至于金生水,益觉难解诠。”他又运用文献资料,指出五行乃“谓此五者之切于民用,为政者昕宜先也。如沟隧灌溉,蓄泄有时,亦政也;…谓之行者,为民生之日用流行也。五行之政修,而民用无缺,庶政可施。古圣王之所谓五行者如此”。他否定了哲学上的五行生克问题,把五行还原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之日用流行的东西,这就把不可究诘的哲学问题导向了实学的轨道。如果说他对“五行”的证对多少有经验层面的话,那么他对阴阳问题则上升到天文科学的高度了。他在《正惑诗》中指出:“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实有可据指,非空言无证。”他运用天文学知识解释了阴阳问题:“太阳南下极,长至渐而升。是为一阳复,地气因上腾。北极降生阴,阴阳由此名。”他还运用天文学知识对日月左旋、天地分野、支干配五行等“臆凿”成说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黄百家坚持了其父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天地间只气循环,鬼神心灵等只是特殊形式的“气”——灵气的表现。以此为据他批判了“鬼荫”的地理陋说。黄百家还明确表述了生物进化思想。他说:“造物凡创设一种类,必极尽其变化。”即认为整个生物界的物种、性状或器官随环境会“必极尽其变化”,而且整个无机界(土石)皆是如此。在其《鸡冠花记》中,黄百家指出,物种(品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生成的,自然产生的变异,须经人工选择才能积累到显著以致成为新品种,强调了人工选择在新物种(品种)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田草赋》中,黄百家通过草与苗生存能力的比较思考,提出了原始的自然选择思想。他认识到草与苗是“一长而一消”的种间竟争关系,从杂草易生而禾苗难秀的现象中,推知自然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恶善好淫”的自然选择原则。黄百家的这些科学思想,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张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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